前苏联国家对外输出的主要产品是能源和军火，也有少数国家试图输出像卡巴斯基这样的创新品，但吉尔吉斯擅长的却是输出他们的总统——短短五年之内，吉立国以来的两任总统被以同样的方式推翻，踏上了流亡国外的不归路。或许是为了避免此种状况的重演，上月25日吉临时政府公布的新宪法草案中明确提出，吉未来将建立议会制的新政体，被“虚位”化的总统将不必再担心前任的悲剧再发生在自己身上。

与非洲和拉美国家动辄发生的军队持械政变相比，吉尔吉斯五年前的“郁金香革命”和今年的4·7事件都只是街头政治性质的底层抗议活动，但现政权却都轻而易举地被推翻，这充分反映出这个国家政治体制的脆弱性。

和其他中亚国家相比，吉两任总统名义上虽然是民选，但实际上推行的都是家族治理。唯一的区别是，吉两任总统的政治觉悟太差，在罔顾民主价值的同时，也忘记了权力制衡的基本游戏规则。巴基耶夫在赢得第二次选举之后，先是将检察、司法、安全等前强力部门从政府剥离，建立直接隶属于总统的国家决策院。接着又将经济事务和国有资产的管理全部交给其子马西莫夫，并为其专门设立了新的国家发展投资和创新总署。后者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吉仅有的几家盈利国企以低于市价45倍的价格卖给他自己的私人投资基金。巴基耶夫也趁大权在握时加紧往自己的口袋里搂钱，在仓惶出逃时仍然卷走了2亿美元。巴架空议会和政府，将大权独揽于一人的治国模式彻底打破了执政集团内部的平衡，迫使体制内的其他利益集团和政治精英们联合起来向巴基耶夫发难，以免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清洗的对象。4月7日的夺权事件发生后，除随身卫队和几名亲信外，巴基耶夫没有获得现政权内部任何职能部门的支持，他一手创建和领导的国家机器瞬间瘫痪。

和2005年一样，反对派这次能够成功，背后也有吉地方力量乘机向中央政府夺权的因素在内。受传统部族政治的影响，吉尔吉斯中央垂直控制体系十分薄弱，除首都比什凯克外，其他地区的实际权力基本上都掌握在当地的七大部族手中。如果没有获得当地最大部族长老的首肯，中央政府对各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任命就无法进行。这次政治内乱中，吉尔吉斯许多州就自发进行了最高行政长官的重新选举，将反巴基耶夫的人推上前台。在连续两次成功介入及政权更迭后，地方和部族力量在吉尔吉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上升，已远远凌驾于中央政权之上，不但可以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而且一定程度上能对整个国家政治呼风唤雨。吉临时政府提出将破除中亚由来已久的总统集权制，既有主动虚君的考虑，同时也是对地方势力不断坐大的无奈之举。议会制建立后将不再有任何一方力量获得对权力的全部垄断，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行政部门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导致因为没有政党能赢得过半数席位单独组阁，而出现像意大利一样的长期政治乱局。此外，各党派、中央与地方、各部族之间为分割两任总统累积下来的庞大行政权力遗产也将展开殊死搏斗，处理不当可能再次失去控制从而彻底沦为和阿富汗一样的无政府状态。

吉尔吉斯两次政权更迭也是其南北势力长期较量的结果。2005年是南方不满北方的统治，这次则轮到北方对南方的反扑。但与上次有所区别的是，南方的大部分地区这次并没有像上次一样站在巴基耶夫一边。比什凯克变天后，除了巴基耶夫老家所在的村落外，南方其余诸州都持观望态度，并且在临时政府最终控制局势后倒戈一击，迫使巴基耶夫放弃留在南部继续与反对派抗衡的打算而流亡国外。南方之所以支持北方的夺权行动，原因也在于巴基耶夫的权力私有化政策触动了所有各州的利益，尤其是，在俄罗斯打工的吉尔吉斯人中的大部分是南方人，对巴基耶夫主政期间俄吉关系恶化感到不安。此外，巴基耶夫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代表的只是本家族的私利，而他的这支家族在南方并不是豪门望族，人数很少，社会影响力也不大，因此南方并不认为北方的这次夺权会打击到他们的利益。

和五年前的颜色革命一样，反对派虽然高举民主大旗，但引发动乱的直接导火索并非政治而是经济。吉尔吉斯经济贫瘠，资源匮乏，是世界最贫困国家之一，国内31.7%的人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吉大部分青壮劳力不得不远赴俄罗斯打工以养家糊口。吉在俄打工者约50万，每年汇回国内的汇款是15亿美元，相当于吉每年国家财政预算的一半。2000年俄罗斯经济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大幅滑坡，使吉丧失了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其国内少得可怜的工业也因为完全依赖于俄罗斯市场而面临整体破产的风险。巴基耶夫之所以铤而走险，在俄美两个大国之间之间“走钢丝”，就是为了能尽可能的多获得几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但这一短视政策却惹火了俄罗斯，后者在巴基耶夫再次以550万美元的低价将巴特肯基地廉价出让给美国后，决定对吉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4月1日俄暂停向吉供给汽油，随后又宣布大幅提高对吉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关税，导致吉国内油价上涨百分之三十，热水、天然气和电力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随之大幅上升。吉各地大规模的抗议行动此起彼伏，社会经济要求最终演变成了政治要求，并最终导致了比什凯克的夺权事件的发生。

吉尔吉斯内乱发生后，同为兄弟邻邦的中亚国家反应不一。塔吉克斯坦同病相怜，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两个中亚最封闭的国家则做了冷处理，对内封锁消息，对外三缄其口，担心吉事件在两国引发连锁效应。尤其是乌担心五年前的安吉延事件也在乌兹别克斯坦重演，进一步加大了对国内的管控，并封锁了乌吉边境。唯一的亮点是哈萨克斯坦。在积极调节吉国内两派冲突同时，哈官方在国内发起声势浩大的对吉事件的讨论，广泛动员学者和社会各界参与。哈底气充足并非其政治体制较吉和其他中亚国家更加优越，而是纳扎尔巴耶夫本人对局势的高超掌控力。哈独立后，纳扎尔巴耶夫明确提出了“经济第一”的执政方略。因此，尽管哈国内也有对总统专权不满的力量，但却都因为不愿放弃已获得的经济利益而成为和现政权一样的现状维护者。反对派采取的也是疏导为主而非打压的策略。4月17日哈最大的反对党前进党准备在阿拉木图集会，当局严令禁止，但默许他们采取向独立纪念碑献花的方式表达政治诉求。反对派的几名领导人虽付出了每人200美元罚款和法庭传讯的代价，但这样的结果对当权派和在野党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苏联解体20年来，哈成为中亚唯一没有发生内乱，政治持续稳定，社会保持团结，经济稳步向前的国家。纳领导的执政集团获得了占国内人口大部分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其本人支持率也长期保持在90%以上，成为哈毫无争议的国父级领袖。而吉尔吉斯的两任掌权者都来自边远地区，视野狭窄，唯利是图，缺乏成熟的城市政治斗争经验和高超的政治手腕。这也印证了那句话，在制度相同的时候，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因素。

吉尔吉斯被称为是中亚威权政治中的“民主之岛”，也是中亚唯一加入世贸的国家。但在两次伴有大规模骚乱的非正常权力更迭后，这个被西方誉为“中亚瑞士”的国家现在却更像是一个危险的政治实验室，里面充斥着各种不同、但破坏性却极强的政治元素。吉尔吉斯的反对派们希望通过民主这剂良方把他们合理配置后使其相互反应，从而建立一个合法的且能保持长期稳定的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