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使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目前的2.77%提高到了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世界银行对投票权比例的改革拟议已久，而改革的趋势就是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话语权比例。从最终的调整结果看，改革后的投票权比例反映了世界经济政治版图的新变化，具有积极意义。但如果从世界银行体制优化革新的角度观察，这一改革仍属于初步的推进措施。只有逐步打破世界银行内部“一股独大”的格局，才能够从根本上让世界银行减少贫困的职能得到更充分发挥。

中国在世界银行投票权比例的提升可谓是实至名归。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在2007年的GDP规模就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此外在本轮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复苏速度与态势也要远好于其他经济体。2009年，美国和欧盟分别出现经济负增长，而中国经济却实现了全年8.7%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如果说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本应该代表各经济体的地位与实力，那么本次比例调整可谓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

但需要强调的是，围绕世界银行的改革呼声并不会因此而消退。恰恰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提升，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世界银行的决策结构，改革只能说是渐进而非突破。世界银行现行的主体管理规则沿袭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特别强调了美国在世行中的唯一独大地位。一方面，按照惯例，世行行长的职务均由美国总统提名，并始终由美国人担任；另一方面，尽管美国所拥有的投票权略有减少，但其占比仍然达到近16%。由于世界银行规定，所有重大决议的投票通过比例都必须达到85%以上，因此美国在事实上拥有一票否决所有决议的超级权力。

绝对权力必然会产生绝对腐败。美国“一股独大”的权力结构导致世行运作一直饱受批评。商业运营公司“一股独大”，其董事会内部就无法形成权力制衡机制，众多中小股东利益难免会受到忽视或侵害。与之类似，自成立以来，世行便在“一股独大”的机制下运作，各种衍生问题也由此而逐步积累。世界银行的本职是减少乃至消灭贫困，但是在具体扶贫政策措施上却存在着美国式的单边特征，即在扶贫过程中掺杂着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等方面诉求。以至于“重债贫困国动议”、“减贫战略规划”、“结构调整贷款”等援助项目收效并不理想，甚至对借款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此外，尽管世界银行一直对外界宣称，透明度与责任感是判断发展效率高低的两个重要维度，但是其自身的业务活动和决策过程却同样欠缺公开性，许多文件处于保密状态。不仅NGO组织无法获得这些文件，包括学术机构、一些国家的议会也都无权过目。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世界银行扶贫工作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受到质疑。

更有甚者，世界银行在2007年曾经爆出“女友门”腐败丑闻。时任世行行长的沃尔福威茨为其女友工作调动而修改管理规则，并利用关系帮助她升职加薪，以至于其女友的年薪一度达到19.36万美元，高出了美国国务卿的薪资水平。世界银行一直标榜自己是全球反腐的领导者，并把反腐败状况列为扶贫救济的先决条件之一，但其体制内部所暴露的腐败丑闻却导致它的声誉大打折扣。事实上，所谓的“女友门”正是世行既有管理体制弊病的集中爆发，如果世界银行投票权“一股独大”的局面得不到彻底改革，其内部管理体制就难言质的提升，类似的腐败问题与批评指责无法避免。

在全新的世界经济潮流变革之下，需要重新对世界银行的管理规则进行彻底修订。诚然，当下的世界经济格局依然是“一超多强”，但是这绝不等同于美国应该拥有独一的否决权，逐步降低美国投票权比例、降低世界银行决议通过的投票权比例，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制衡机制。也只有真正实现权力制衡之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才能够更充分承担起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而只有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实现对等之后，世界银行的扶贫职能也才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而在此之前，人们不应对世界银行的改革成效盲目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