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艾肯格林

在其任期的第二年，奥巴马必须“设定更高的目标”。人们选他当总统，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出色的“救火队长”，而是因为他心中有个大愿景，要建立一个经济上更公平的社会。现在，危机管理的阶段看来已经过去了，到了把那个愿景描绘和实现出来的时候了。

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满一年了，这是经济上很困难的一年。他的前任留下一个烂摊子——金融体系濒临崩溃，国民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攀升已成定局。而且，他所要面对的国会和经济学界似乎分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魔鬼，什么只是想象的灾难。

奥巴马的强项是该妥协时就妥协，见好就收。他的7870亿美元财政刺激方案从整体上说是好的。它固然也有种种缺陷，比如对衰退的深度、复苏的力度和失业率所可能达到的水平估计得过于乐观；比如过于依赖减税，结果是促进储蓄大于促进消费；再比如没有配合出台可靠的中期财政策略，毫无必要地让财政崩溃论的鼓吹者兴奋了一番。尽管如此，这一揽子刺激方案的确给美国经济打了一针救命的强心针。

奥巴马稳定银行体系的措施也还算成功，尽管它留下了许多遗憾:我原本希望，资本注入的力度能够更大一些，总统能够运用权力，炒掉那些应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负首要责任的金融高管。

但是压力测试和问题资产剥离计划（TARP）这两个异议最少的措施，的确使银行利润回升，从资不抵债的状态起死回生。不论那些利润的去向多么令人愤慨，它至少从悬崖边上挽救了整个金融体系。

最后，奥巴马以各抒己见、寻求共识的方式，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医疗体系改革。虽然最终结果还要看参众两院的妥协，但肯定不会允许保险公司以现状为由逃避承保责任。现有方案引入了个人委托机制，从而可以避免逆向选择导致整体医疗服务质量下降的现象。它还对穷人进行保费补贴。虽然它可能放弃了不少人支持的公立保险补充制度，但这份改革方案仍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这种选择中间道路的方式，同样可用来在执政第二年解决突出的财政问题。奥巴马可以在国情咨文中勾勒一个超越党派立场的战略方案，指明如何把财政赤字缩小到安全水平。这个方案可以明确表态要恢复所得税预扣法，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负责向国会就税收和支出改革提出建议，而不必受到修正和阻挠。

然而，在金融改革方面，奥巴马还需要表现出更强的领导力，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同样存在一大堆互相冲突的提议，但那种无为而治的办法行不通，理由有两点:

第一，医疗改革可以渐进，而金融大改革是火烧眉毛的事情。如果医疗保险交易所制度行不通，我们再来重新考虑公立保险补充制度也不迟。但如果金融改革走错一步，我们将面临一场新的金融危机，跟刚刚过去的那场危机同样严重。

第二，公众具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来推动医疗改革，国会议员、消费者甚至医疗卫生机构都不乏这样的人士。中期财政改革也会受到所谓“债券市场义勇军”（bond-market vigilantes，指通过抛售国债来对抗扩张性政策的投资者群体）的推动。而金融改革过于专业，一般人难以理解。而大多数专业人士，也就是金融家们，肯定更喜欢维持现状，这样对他们自己有利。

在金融改革这个领域，奥巴马身上那种寻求共识的天性没有用武之地。他必须拿出一点总统的霸气来。他必须充分动员公众的利益关切来推进此事。

最后，在其任期的第二年，奥巴马必须“设定更高的目标”——如同他去年夏天在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一次演讲中所言。人们选他当总统，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出色的“救火队长”，而是因为他心中有个大愿景，要建立一个经济上更公平的社会。现在，危机管理的阶段看来已经过去了，到了把那个愿景描绘和实现出来的时候了。

按照老派的做法，扩大公共开支以扩张总需求的阶段，即使还未过去，也快走到头了。现在需要考虑扩大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支出了，毕竟从长期来看，那才是提高美国劳动生产率和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办法。还有，美国也需要投入更多资金在那些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基础设施上头，比如道路、桥梁和港口，而不是投入那些华而不实的项目，比如萨克拉门托和圣迭戈之间的高速铁路。

只有上述那些措施，才能创造优质的就业岗位，缩小收入差距，使美国回到发达经济体的正轨上来，而不是坐视贫富差距扩大，走上拉美化道路。不过，这些方面支出扩大，势必造成其他方面支出受限或税负增加。喜欢寻求共识的奥巴马总统，必须下决心作出取舍。

（作者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与政治学教授；Project Syndicate，2010；翻译: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