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而言，2009年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日本政坛的“变天”。这是日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打破“55年体制”。应当说，这也是日本一直以来“求变”过程中的又一次摸索。而作为“求变”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关系，也因而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作为二战中的战败国，日本自战后就一直处于不断“求变”的过程。作为指标性意义的外交关系，也成为标志日本在这一过程的种种变化。大体而言，此次日本政坛的“变天”，是对日本自小泉时代、自民党时期外交政策的一次根本性调整。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日本就一直努力谋求改变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因而，追求国家的正常化或是政治上的大国化，也就成为日本外交中重要的战略性任务。然而，基于传统的“脱亚入欧”或“脱亚入美”外交思维，日本在自民党政府时期，其外交重心在于欧美，而非亚洲。特别是在小泉政府时期，更是实行“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一边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与安保条约，在外交上无条件追随美国；一边又不断通过参拜靖国神社，歪曲历史事实来刺激亚洲邻国。日本政府在当时的这种强硬对亚外交政策，导致其与亚洲邻国关系普遍低迷。

这种求变方向的错误，最终以日本的经济的持续低迷，争取入常的失败而宣告小泉政府外交的失败而告终。尽管此后日本自民党政府历经安倍晋三、福田康夫和麻生太郎三任首相，重新调整了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显然，这种调整仍然无法适应当今亚洲崛起，国际格局秩序迅速变化的要求。因而，求变心切的日本民众，最终促使了日本民主党的上台执政。

作为这种求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关系，因而也就发生了调整与转变。其中，又以中日关系、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最具指标性意义。中日关系的大幅度调整与发展，对于日本而言，既有经济上的意义，更有政治上的内涵。日本持续低迷的经济，是促使日本民众求变的最大诱因。作为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作为当今对世界经济贡献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中国经济，而日本又作为中国近邻，自然希望通过与中国发展关系，以带动和帮助日本走出“失去的二十年”。

在政治上，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仅意味着日本外交政策从原来的“入欧入美”开始转向“返亚亲亚”，也等于宣告日本在政治上、外交上将更为“倚重亚洲”。显然，这是对于日本在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时，得不到亚洲国家普遍支持的一种反思。对于日本而言，缺乏中国在此问题上的支持，缺乏亚洲国家的支持，日本试图实现国家正常化或是政治大国化，都将变得十分渺茫，也极不现实。

因而，日本民主党上台后，积极发展中日关系，也就成为其外交上的优先选项。从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中日两国首脑的会晤次数和两国从政治、军事、政党、民间、商界的交流规模和程度，则足以见证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程度。而从不久前所谓的“会见天皇风波”，日本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及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的强硬表态与反驳中，也足以看出民主党政府对中日关系的重视。

如果说，中日关系的调整与转变，是日本基于长久以来日本亚洲政策的反思，那么，美日同盟关系的调整，则是日本对亚关系调整中必然需要作出调整的部分。事实上，在现时下的日美同盟框架下，即“美主日从”的同盟关系，日本发展与亚洲国家关系，与日美同盟关系具有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可以说，现时下的日美同盟关系，是制约日本成为正常国家道路上所面临的第一大障碍。

对于日本而言，无论是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还是追求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路线，都要求日本政府对现时下“美主日从”的日美同盟关系作出调整。否则，日本在对外关系上，在政治外交上，势必时时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掣肘。比如，作为日本发展与亚洲国家关系重要一步而推行的“东亚共同体”概念，就遭遇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应；而日本试图作为一个正常化国家，那么，军事上的独立则是必然之举，但美国能否允许日本拥有完全自主的军事能力，显然是个未知数。

因此，日美同盟关系的“对等”化调整，也就成为日本政府实现以上目标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在此种情况下，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也就成为日美同盟关系调整的一个试金石。但现时下其所导致日美关系的僵硬程度，却足以说明日美两国的分歧有多深。

总而言之，日本政府现时下对中日关系、美日关系作出调整与转变，是日本政府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求变的一个必然过程，是对日本长期以来“入欧入美”外交思维的一个调整。基于日美同盟关系在现时下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而中日关系的发展，在日本争取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道路上所不可缺少的争取支持的对象，美日关系及中日关系在未来仍然将面临着不断的调整与变化。从长远的角度上看，日美同盟关系的完全对等化是一个漫长的渐近过程，但也将是作为日美关系调整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中日关系，也仍将然受到传统的历史问题、争议领土领海、油气田开发等问题的干扰，仍将会是一个需要不断适应与调整的过程。总之，对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不应过于悲观，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也不应过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