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 Posen

20国集团(G20)的政策制定者及其以市场为本的批评者们没有抓住“退出策略”的要领。该组织忽视了一点:由于自2007年中以来采取的紧急举措，经济政策必然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

退出策略需要涉及更广泛的层面，并需加强国际协调。必须从三方面——货币、财政和金融着手，而不仅仅是一方面。G20的讨论从两方面基本上忽视了这种复杂性。

首先，我们应通过G20就一些最佳做法达成一致。在实行紧缩货币政策之前，应先做出可信的中期财政巩固承诺。银行体系最佳结构的确定必须先于税收政策改革，因为它在扩大税收收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真正的银行私有化必须等到税收政策明确确定之后，否则最终会赶跑买家。

其次，在政策退出方面，我们迫切需要进行国际协调。去年10月存款保险的迅速增加表明，一个经济体金融担保的变化可能会极大地影响所有其他经济体。如今，反过来设想一下:最初，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率先取消担保，但一旦取消担保，各国将争相减轻银行的负担。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人们疯狂地冲向出口，将不亚于在拥挤的戏院的类似情形。

从货币政策方面来看，率先收紧货币政策的经济体可能会发现本国货币升值，在此过程中，这些经济体将从尚未强劲复苏的国家那里吸引资金。这可能诱发旨在抵消溢出效应的汇率干预，进而引发经济冲突。全球稳定的通胀预期使激进的宽松政策得以实行，并帮助遏制了通缩，然而通胀预期稳定的部分原因是所有大国都参与其中。财政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最小，因此受到的注意也应最少。

这种国际政策协调是可以实现的，也是可取的。务实的做法包括3个方面。首先，G20领导人必须放弃下述观念:即协调行动的益处很少，每个国家各自采取政策措施对所有国家最有利。其次，重点应放在对政策措施和先后顺序的讨论上，而不是瞄准结果。第三，达成一致的措施应包含务实的措施，而不能试图过早地进行根本改革。（本文作者系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摘自FT中文网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