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关注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协商民主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的最重要成果之一。而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存在着丰富的、体现协商民主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例如政治协商、听证会、民主恳谈、社区议事会等。协商民主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协商民主是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

在人类社会创造的政治实践中，民主政治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包括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从实际掌握主权的主体来看，包括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从参与的主动性和权利保护角度来看，包括积极民主和消极民主；而从权力的分配与行使角度来看，则包括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指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由、平等公民，通过参与立法和决策等政治过程，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治理形式。其核心概念是协商或公共协商，强调对话、讨论、辩论、审议与共识。

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自由主义理论和批判理论。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是个人受自我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观念的驱动，并希望设计诸如权利法案、自由选举的立法机构等宪法和法律安排以消除超宪法的扭曲力量；批判理论主要关注个人和社会摆脱压制性力量的进步性解放，强调民主参与对于公民精神培养的意义。协商民主将民主程序与规范内涵相结合，超越了自由主义与批判理论。协商民主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社会间的界限，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的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

与现代公民的要求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实现公民与政府的对话、讨论、协商，是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是达到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协商民主强调尊重公民的利益表达、促进广泛的参与，从而使决策更民主、更完善。协商民主是对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和远程民主的完善和超越。因为简单的多数原则、代议制，以及远程通讯都无法充分体现全体民众的真实意愿，无法形成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决策。协商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是当代民主的核心所在。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如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英国著名社会政治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德国思想领袖于根·哈贝马斯等人，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

二、协商民主具有超越既有政治模式的意义

第一、促进合法决策。协商民主能够通过讨论、审议等过程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协商过程的政治合法性不仅仅出于多数的意愿，而且还基于集体的理性反思结果。首先，所有受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决策过程，没有人具有超越任何其他人的优先性。其次，决策是在公民及其代表的公共讨论和争论过程中形成的，公共利益是他们的共同诉求，理性具有超越个体自我利益与局限的优势。再则，形成决策的过程是将说服而非强制看作是政治的核心。

第二、培养公民精神。良好的公民精神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通过公开的对话、交流和协商，协商民主能够培养出健康民主所必需的公民美德，如尊重、宽容、妥协和节制等。随着社会多样性的发展，协商民主能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理解，包容存在差异的种族、文化团体，平等、公正地对待社会的异质性，从而建构参与持续性合作行为所需要的社会信任。

第三、制约行政权的膨胀。如何控制行政权的非民主取向，是20世纪理论研究和实践关怀的重要问题。行政权膨胀的关键是行政机构获得了制定规则以确定公共政策的内容而无须承担同等民主责任的问题。协商民主认为，制约行政权膨胀的恰当途径是施行协商民主。真正的公共行政需要在讨论和决策中实现公开性、平等和包容的最大化。只有协商模式才能规范、建构现代的公共行政。

第四、矫正自由民主的不足。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自由民主已经越来越无法促进公民的积极政治参与、形成政治共识，以及维护公共利益。协商民主重新强调公民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强调通过共识形成决策的过程，改变了重视自由而忽视平等的传统。作为协商民主的核心，协商过程是对当代自由民主中流行的个人主义和自利道德的矫正。协商过程不是契约性市场交易模式，而是公共利益责任支配的程序。

从世界以及各国的经验现实来看，协商民主的多样性实践恰好能够说明其作为民主趋向的价值。从国际层面来讲，协商民主是消除欧盟合法性危机的恰当安排和选择。正是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和程序才能够最大程度地解决欧盟面临的当前问题，在既有成员国忠诚于自身民主实践和价值的基础上，协商民主能够解决当前的参与问题，并包容差异性观点。在国家层面上，美国芝加哥市公立学校和治安体制的制度变革，即鼓励更多公民参与决策、包容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使其具备了正式的参与和协商特征。在巴西，协商实践体现在参与式预算改革。参与式预算项目是一个创新的政策制定过程，公民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目的是为了促进公共学习并积极行使公民权利、通过改良的政策和资源分配实现社会公正、改革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