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正润

在许多社会中都可以看到公民、国家的尖锐对立，希腊正好相反，在他们看来，国家同个人的关系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国家是人的本性的完成。”虽然希腊城邦国家(主要是雅典)并没有“完成”人性，但是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国家使公民的个性得到最大的尊重和保护。

雅典经过多次改革，到伯里克利时期实行了当时所可能做到的、最彻底的民主制度，公民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公民大会，全体成年公民都可参加。大会每月举行2—4次，国家的一切重大事件，如战争与和平、粮食供应、对终审法院判决的审查、对执政者的考核等等，都由这个大会做出决定。公民大会有一项著名的“贝壳放逐法”，用以切实保护公民权利：当国家面临危机或发生重大意见冲突时，每个公民把自己认为有过错的人的姓名写在贝壳或瓦片上，由多数决定是否将某人流放(以10年为期)或做出处罚。在公元前406年阿基诺萨海战中，雅典人击溃了斯巴达的海军取得重大胜利，但是由于一些士兵落水后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公民大会就对“十将军委员会”中的八名将军进行审判，把其中的六人处死。这个“贝壳放逐法”使雅典的一切当权者为之胆寒，不敢为非作歹。伯里克利执政15年，一直十分谨慎，就是害怕被贝壳放逐。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一仗指挥失败，公民大会就将他免职，并处以罚款。伯里克利生活非常简朴清廉，他把自己田地里的产品一律拿到市场出售，家中的日常需要再从市场买同，这样他就把自己的收入和支出向社会完全公开。

雅典的最高行政机关是五百人议会，它处理国家的日常行政事务。行政事务的实际执行者是执政官，执政官只有执行权而没有决定权。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是陪审法庭，由6000个陪审员组成，再从中推出5000人，组成10个专职审判团，余下的1000人作为候补，全部诉讼都由陪审团做出最后裁决。五百人议会和执政官、陪审法庭和陪审团都是从公民中抽签产生，任何公民对一切公职都有当选的同等权利和机会。公民大会以及这种看似幼稚的抽签，是当时实行民主制度唯一可行的方法，它彻底杜绝了一切官僚制度都无法避免的收受贿赂、袒护亲友、报复仇敌等等恶习。希腊人证明：没有民主制度，没有对全体公民的权利的平等保护，“和谐”不过是一句空话；“和谐”的前提是民主制度及其带来的社会正义。

为了坚持和巩固民主制度，雅典人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举行公民大会的时候，执政官就派人两头牵着一根长绳，从市场和街道上横扫而过，把人们赶向会场，绳上沾着赭色矿石粉，谁的衣服沾上这种粉末，就成为极大的耻辱。参加陪审法庭的公民，都被授予庭杖和徽章，这是荣誉的象征，同时还可以领到两个俄玻罗斯(古希腊钱币名)的陪审津贴，相当于一天的生活费用。

雅典的政治属于公民，所以公民也心甘情愿地把一切奉献给城邦。雅典人在年满18岁被列入公民名册，他这时就会发出庄严的誓言：“我决不污辱神圣的武器，我决不在战斗中抛弃伙伴，我将独自或与众捍卫一切神圣的与崇高的事物，我将不是削弱而是扩大祖国的威力与光荣。”他们把公民权看作神圣的巨大的荣誉，任何辱没这一荣誉的行为都将招致公民权的丧失。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外邦人这样评价雅典人：“至于他们的身体，他们认为是给他们的城邦使用的，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一样；但是每个人培养他自己的智慧，其目的也是为着要给他的城邦做一点显著的事业。”在已出现的一切国家形式中，很少有像希腊这样：城邦国家真正成为全体公民的国家，公民和国家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