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空难案”历时4年未果，今年3月23日从北京二中院传出消息:将受理此案。然而，正当代理律师北京雷曼律师事务所的郝俊波满怀信心之时，此案却再次因故被迫搁浅。

从2005年10月至今，郝俊波律师代表32名空难遇难者家属，历经了怎样的艰辛？这桩案件在4年里又有怎样的波折？昨日，本报记者对此专访了郝俊波律师。

本报记者 荆国栋

在包头曾遭恐吓

记者:“包头空难案”从2005年开始，在4年中先后辗转国内外，充满了曲折，3月23日在北京二中院立案顺利吗？立案后的申诉过程究竟存在哪些难点？

郝俊波:3月23日并未办完立案手续，因为一个家属是印尼人，法院又要求提供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公证认证手续，所以当天法院还是未给我们办理正式的立案手续。至于空难，考虑到本案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案情复杂，以后肯定还会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

记者:您是如何接手“包头空难案”的？接该案时曾遇到过阻碍吗？

郝俊波:最早是一位美国的空难律师看到了包头空难的新闻，就主动跟我们联系想跟我们合作，我们的任务就是负责联系此事件在中国的空难家属。随后，我就来到包头，刚到包头时我很发愁如何跟空难（遇难者）家属取得联系，当时我乘坐出租车时就跟司机闲聊了起来，巧的是那个司机说他正好送过一个遇难者家属回家。然后我们就顺利地找到了这个家属，并通过这个家属联系上了其他包头空难遇难者的家属。

也就是在那年冬天，我和那位美国律师一起去包头，当时有人连夜找到我们下榻的宾馆，威胁我们不要代理此案。受到威胁后，我们不得不在第二天一大早就顶着大雪乘坐头班飞机离开包头。当时，那位美国律师被吓坏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就像包头漫天的大雪一样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