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9月19日发动政变是天赐良机还是不得已的选择？泰国军情局副局长维拉村在电话中对记者说，两者都对。喜欢在旅行时携带清凉油的维拉村解释说:“动乱是最可怕的。原本在9月20日要举行大规模的反他信抗议游行，这可能会给泰国带来更大的动荡，所以必须赶在这之前有所行动。巧合的是19日，关键人物他信在纽约，他的缺席让我们决定迅速行动。”

实际上他信也一直心神不安，他在泰国当地时间19日晨8点要求和军方要人开一个电视电话会议，但没人参加。当天下午18点30分，陆军特种部队进入曼谷。当晚21点30分，电视五台切断正常节目开始播放爱国歌曲。泰国商人陈运颖警惕性很高，他说他一看到电视里开始播放王室的歌曲就意识到政变发生了，“因为每次政变都是这样，但我还是觉得来得太快了”。晚23点，陈运颖和很多泰国人一起听到了国家管理改革委员会(ARC)的第一份声明，宣布和平控制曼谷及周边各府。50分钟后第二份声明解答了人们关于为何发动政变的疑问，并许诺尽快还政于民。20日零点39分，第三份声明宣布“解散他信内阁，同时解散参议院及宪法法庭，废止宪法”。45分钟后，第四份声明宣布颂提接管总理权力。

忐忑不安的陈运颖等到雨停了，开车到附近去转，看到一些重要的地点都停有一二辆坦克，上面绑着黄带子，“每个点15到20个阿兵哥的样子。他们不让我们靠近，我们就在不远处看”。在家里待不住的曼谷人愈来愈多，陈运颖说大家站在那里只简单地和身边的朋友家人低声说几句，“站在那里实际上很紧张，随时做逃走的准备。也不敢乱说话，怕身边的人和自己不是一派的，再发生什么冲突”。

在NEC工作的赵艳17日刚到泰国。20日早晨醒来她发现住处的电话已经切断了，“电视信号时断时续，手机有的也用不了了。宽带因不堪重负已经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后来收到了好几条来自国内朋友的问候，然后我看到了一个外国电视台拍到的戒严场面”。赵艳也在下午出门，她打车到了金山寺。“坦克突然出现在眼前，上面站着士兵。出乎我意料的是，站在上面的士兵看到我看他时还微笑着向我挥手。”“在从金山寺去总理府的路上，很多人都穿着表达对国王尊敬和爱戴的黄色T恤，大家都朝着同一方向在走。很快我就看到了坦克和荷枪实弹的士兵，不超过100人的样子。穿军装的军人的车一辆接一辆从总理府开出来，开了足有半小时的样子。”在坦克、士兵的枪上、军装、总理府的围墙、防护栏等这些色彩沉重的背景上，最抢眼的是一束束的玫瑰花。“人们不断地走过来，把花递到士兵手上，他们有的插在衣服后面的兜里，有的顺手放在坦克上面。”

即使在泰国，政变的相关报道也在2天后从各大媒体的“头条”降为次重要新闻。局外人更感兴趣的似乎不再是政变本身，而是泰国民众的心态。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副教授任一雄16万字的《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在书店积压数年，因泰国政变而一时“洛阳纸贵”，销售一空。任一雄回顾这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政变时说，无论是时机的选择，还是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理由看来都相当充分。

曼谷当地报纸的记者盘帕（音译）长期关注时政，她说政变之说已持续相当时间，但一直以猜测和流言的方式传播。“在南部马来回教徒叛乱情势恶化时，颂提与他信之间的矛盾也达到了沸点。他信当时就点名说颂提剿乱不力，同时颂提剿匪平乱的提案又遭到他信的拒绝。”后来当记者们终于得以面对面地问颂提是否有政变的可能时，他回答说：“政变已经是很落伍很过时的东西了。”

提在9月19日前后，身份从泰国陆军总司令变为此次政变的主要指挥者。他在陈述发动政变原因时说：“鉴于泰国政治矛盾久拖不决、社会政治长期混乱、国家经济受到严重伤害的现状，泰国海陆空三军及警察决定联合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他信政权。”

他信的威信也是在这些问题累积起来时急起直下。在泰国久居的华侨邹女士可以深切地感觉到泰国人对他信政府的失望，“在他信第一届任期时，他还是相当有威信的，能干又温和儒雅”。他信的形象后来被邹女士形容为“政客嘴脸”，也有人说他是理想化的东西多了一点。他的几个备受诟病的政策，一是所谓“一村一品”，即一个村子出一个拳头产品，“完全没有考虑市场的作用”;二是“30铢治所有的病”，“怎么可能用相当于6块钱的花费在所有的医院看所有的病呢？”这些政策被编入一些文艺作品中，在泰国上演讽刺他信。

面对“政府不正常工作，经济停滞不前，南方动乱也长时间抓不出个人来，政府与在野党争吵不休的局面”，邹女士形容泰国民众一直在“克制不满情绪”。

任一雄总结他信激起众怒的理由一是独裁，二是腐败。他信家族向新加坡淡马锡公司出售大部分股权事件引起一系列政治动荡，他信于2月24日宣布解散国会下议院，并定于4月2日重新举行大选。然而，4月2日的大选被宪法法院以“存在舞弊行为”宣布无效，选举委员会的数名核心成员也于7月被解职并监禁。

在这样的背景下，泰国民众患上了政治疲劳症。任一雄说常常有这样一个怪圈，如果社会矛盾1个月无法解决，小商小贩就开始受到影响;2个月得不到解决，公共服务业就会受到影响;3个月得不到解决，进出口、旅游业等等开始受到影响。而在泰国，长拖不决的问题早已经超过了半年，这时泰国民众的心态一方面急于要过尽快稳定下来的生活，一方面对于强权使用也倾向于认可。无疑，这些因素为泰国这次政变亮起了绿灯。

1932年泰国“6·24”民主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开始了君主立宪政体。但是任一雄注意到泰国的动荡，在近60年间，宪法就制订了十五六部。同时有统计说这期间泰国政变19次，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举行了18次大选，有80%的时间泰国是在军人的统治之下。

从文化角度来看，任一雄说东亚文化中存在着对权威的认同。在泰国这种认同包括:对极少数拥有权威与财富的人的认同;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现状的认可;对所向往的权力与财富的追求。观察泰国，佛教是举足轻重。佛教从传入素可泰王朝算起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如波罗密、积德、转世等是泰国政治文化中认同权威的源头。

以他信为例，任一雄说他是泰国最大的CEO，在他周围有一层商界的依附圈，也有一层社会依附圈。翰克斯（Lucien M. Hanks）认为，在泰国社会中，除夫妻关系外，其他所有人际关系都具有庇护制特征，“庇护制已成为维系泰国社会关系的基本支柱”。随着泰国历史上被称为“萨迪纳”的封建等级分封制度的建立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庇护制关系，强调等级差异和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被学者认为是泰国社会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

著有《泰国的政治与民主》的泰国政治学家立琦·体拉威津的理论是，每隔40年的周期，泰国就会发生一个台阶性的进步。据他观察，第一个40年始自1892年拉玛五世王改革，他颁布谕旨，借鉴西方议会制，改革泰国传统的行政体制。拉玛五世首先废除了奴隶制，对司法和财政进行大力改革，开创立法会议，被誉为和明治维新一样重要的改革。

40年后的1932年，泰国由君主制变为君主立宪制，这40年中泰国社会阶层里产生了官僚阶层成为标志性的进步。1973年10月，泰国学生与民众对军事独裁统治忍无可忍，他们的抗议活动被认为是泰国政治自由化与民主化的开端，而从1932年到1973年这40年中巨大的进步标志在于社会中产阶级的产生。

立琦预测下一个40年将会在泰国产生一个以金钱主导、民主意识主导的社会。任一雄并不认同这个推测，他认为泰国是一个民主为体，威权为用的国家，也正是这个前提才可以解释这次泰国发生的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