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夕，河南郑州四中的校园竟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人们在担心学子前程之余，更为那些“捣乱者”的行为感到愤怒。

事情发端于该校校门因当地政府的“公益事业”被强拆，对于正在迎战高考的学生们来说，政府的拆迁干扰了他们的复习环境、破坏了学校的秩序。于是部分学生举着“还我四中，还我高考，反对暴力拆迁”标语维权。因学生在现场被不明身份人士威胁取消学籍，此事件引发了舆论聚焦。

校园的宁静被拆迁的野蛮打破，推土机推倒的不仅是一堵墙、一座校门，更是教育的尊崇，以及学生们接受教育的权利。而安心备考的学生被逼上街头，成为散步陈情的维权者，之于“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的口号，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在舆论的热切关注下，现如今当地政府终于拿出了处理结果:承诺绝不会追究学生责任，当地官员也专程到学校道歉。（5月6日《南方都市报》）

当地政府的道歉，是否发乎诚意，抑或是为息事宁人的“例行公事”，我们不得而知。但高高在上的“绝不会追究学生责任”的承诺，却让人丝毫感受不到善政的温暖、政府的谦恭。免于究责的理由只是因为“他们（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要允许他们犯这点小错误”。让人疑惑的是:维护学校安宁、维护自身受教育权利的学生们到底何错之有？在推土机开进校园之前，为何没有人想到这些“祖国的未来”？

联想到之前郑州四中校门被强拆时，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要无条件服从国家的公益事业”、“你们再不走就把你们的学籍给销了”的暴戾语境中，或许不难窥探出:在这种强制性、命令式的权力话语面前，学校和学生的权利是何其卑微和脆弱。此次不究责的承诺，依旧沿袭了这种由上而下的对话方式。而这种“恩典”式的宽容和道歉背后，难掩权力傲慢的实质。

傲慢导致自负，而自负者眼中从来只有“他非”，不思“己过”。在当地政府的道歉中，道歉的主体是模糊的，道歉的理由也非常苍白空洞，剩下的只有一种恩典式的宽容，至于哪些人该为这起事件负责，到底做错了什么，却是只字未提。

纵观国内种种维权现状，无论是寻求法律救助的行政诉讼，寻求权力救助的信访维权，都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而随着司法的进步、制度的完善、舆论力量和公民意识的增强，在民主氛围日趋浓厚的今天，政府道歉也渐趋常态化。这本应是好事。可从常态化的政府道歉中，我们却发现:在新的维权环境背景下，政府道歉依旧显得生硬、冷漠和傲慢，政府显然还没有习惯这样的道歉。如爱惜“祖国的未来”、“允许学生犯错”这样的措辞，与其说是道歉，倒不如说是安抚。因为道歉是由下而上的，应该饱含谦恭和自责；而安抚却是自上而下，更具恩典意味。

在公民社会里，学生不仅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法定的公民和享受教育的权利承载者。因此，政府道歉的对象不仅是学生，更是被公权力伤害的权利个体。政府的道歉不是大人对孩子、强者对弱者的安抚，更不是依旧披着权力傲慢外衣的“例行公事”。

我们应当容许政府犯错，正如他们允许“祖国的未来”犯小错一样。我们只是希望，政府犯错以后，向民众道歉的主体不再模糊、理由不再苍白空洞、姿态不再傲慢。也只有褪去权力傲慢、细化责任、平等对话的政府道歉，才会更人性、更合理、更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