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蓉霞

据《南方周末》4月29日报道，2000多名司局级官员，被要求今年内在7所院校至少完成40个学分的“选课”任务。高校列出课程菜单供官员挑选，结果颇耐人寻味:受到追捧的讲座为北大开出的“周易智慧”，“道家思想与老庄智慧”，“佛教禅宗与人生”以及党史等课程；因选课人数不足而被淘汰的则为法律学、社会学、环境保护、心理学、系统科学等。如果是平民百姓表现出如此严重的偏科现象，这顶多算是一则新闻；但出现在我们的司局级官员身上，却值得深究。可以想象，这些官员一般都会拥有本科甚至更高级文凭，但在他们的学历教育中，是否已经全部覆盖法律学、社会学、环境保护等课程，以至没必要再补课深造，想必不大可能。如此说来，我们的官员更需补上的，究竟是各类虚无缥渺的“人生智慧”课程，还是扎扎实实的法律学、环境保护、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内容？答案不言自明。

就以法律为例。记得有段时期，我们倒是兴起过一个全民普法运动，法律也已被列为高校必修课程。对于一个向来缺少法律精神的国家来说，普及法律知识实乃当务之急，但如何普及却大有讲究。遗憾的是，当时我们的普法课程大多着重于具体的法律条文，如婚姻法、遗产继承法之类。倘使这样的普法真正能够深入人心，起到实效，恐怕一半律师就要失业了。然而事实上，普法更重要的不在于这些具体的法律条文，而在于抽象的法律精神。比如，of law（法制）与by law（法治）之间的区别就值得大讲特讲。记得美国情景喜剧《成长的烦恼》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杰生夫妇要出去度假，临时委托长子迈克来管理家庭，并因此而授予迈克不少权力。结果引来妹妹卡萝尔的抗议:不能让迈克一人独掌大权，权力必须分开才能不致堕落（大意如此）。当时的卡萝尔只是一个初中生，可见法制精神在美国早已是深入人心。反观我们的情况，不少官员却还是可怜的法盲。要不他们怎么会理直气壮地说出这样的质疑，你是代表党还是代表百姓？诸如此类的可悲可叹之事，不必再做枚举。顺便提及，中世纪的大学，最初仅有一个专业，即为神学，后来有了医学专业，接着便是法律专业。法律的古老及其神圣，可见一斑。

杨振宁教授曾有这样的观点:正是一部易经，阻碍了古代中国科学出现的可能。此言一出，引来不少争议。要说易经具有如此遮天蔽日之功效，未免言过其实。但若说易经中至少不包括现代文明以及现代科学等智慧，则恰如其分。难怪当年鲁迅曾有此言，要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对于国人来说，这，绝不是偏激，而是忠告。或许多饮老庄之类的心灵鸡汤，有助于清心寡欲，但如今的社会科学早有过硬的结论，对于权力拥有者来说，唯有阳光下的监督，才是杜绝贪婪的可靠之道。当然，易经、老庄、禅宗之类的国学，那就让专家去耕读好了。至于官员津津乐道这些“国学”，说穿了，这些智慧与人生无关，与治国更是无关，倒是与权谋术有些沾边。官员不怕自己成为法盲，倒是热衷于熟谙此道，只能说明，人治，而非法治，依然在当下大有市场。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