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

有一万个理由，都不可原谅

时代周报:近期发生了数起震惊全国的杀害儿童等无辜者的案件。目前社会上出现一种声音，存在“报复社会”一说，媒体报道也多有集中于凶手多元、矛盾的人性，困窘的生活，这样的视角存在什么盲点吗？

李玫瑾:这些行为伤害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对于这类犯罪，我们态度应该很鲜明，不能把这种原因归为社会，也不能归类于弱者，这是不正确的，还有谁比孩子们更弱的？如果允许这种方式的话，那我们这个社会就会疯狂，所有人都会疯狂。我在第一起案件发生后，曾经说过这个话，这种案件就应该当场击毙犯罪分子，绝对不让它再拖延，只有这样才能震慑这些犯罪人，因为这些人你跟他讲道理是没用的。在这个案件类型上，我们一定要一致起来，你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都是不可原谅的，如果我们在这问题上非常果断，非常坚决，社会态度非常一致的话，这类案件就会减少。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犯罪类型，这些人的心理问题其实我们很清楚，就是我讲的他们肯定是在能力上已经出问题了，但这并不是重点，我们知道社会有很多能力相对较弱的人，他们也不会杀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理还是正常的。最严重的心理问题是什么？是能力很弱又过于自尊，这是很麻烦的。

至于讲这些凶手行凶前都有复杂的人性，甚至展现过善良的一面，这太正常不过了，我接触过诸如马加爵、邱兴华、李磊等罪犯，他们都有复杂性，媒体不能追求轰动效应而剑走偏锋，从社会科学的分析来看，更重要的是看他们走偏的心理结构及其成因才有社会价值。

时代周报:那么，这些犯罪分子之所以会做出这种极端行为真正的原因你认为是什么？

李玫瑾:他们有些人不是生活不下去，比如南平的那个案件，郑民生并不是说单位不给他工作机会，是他自己辞掉的，他说领导对他不好，我们知道领导跟下属特别和谐的不多，如果连这点痛苦都不能忍受的话，一个人能干什么。另外我们知道，比如说他的失恋，我曾经在北京见过一个谈社区建设的心理学顾问，他说志愿者给我们提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人没有房子，我们可以给他先找一间房子，没有工作，我们可以先给他找一份工作，让他一个月能有点收入养活自己，当他跟我们提出你给我一老婆，这时候我们就接受不了。

也就是说，他的生活问题是社会应该帮忙的，但婚恋问题是他性格的缺陷，如果他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一塌糊涂的人，哪个女人能跟这样一个男人在一起？所以当他迁怒于社会，社会不能认为有道理，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性格畸形。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办？我也觉得很无能，不知道怎么办，我不能跟女性说，凑合着跟他过吧，为了社会安定，你也要跟他过，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不能。邱兴华为什么杀道长？他当时已经有这个危机感，他爱人已经看不起他了，可是他从来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所以很多这类犯罪人，他之所以出问题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因此他永远归罪于社会。

PART 2

家庭教育失当造成自我认知障碍

时代周报:怎么去理解他们这种心理状况呢？能力弱，又自尊心强，特敏感，特容易受刺激。

李玫瑾:这是家庭造就的，先是宠爱，宠爱到一定程度以后，当这个孩子走向社会的时候，他感觉到他无法去面对这个社会，家里的宠爱是有时间限制的，而社会是没有宠爱的，所以这种人走入社会一定会深感痛苦。还有一部分人是从小就饱尝人间的辛酸，他的家庭是解体的，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多数情况都是心高志远，但能力不够，包括邱兴华的案件都是这样的，他们属于不务实的人，夸夸其谈，他们的要求太高，而事实上不考虑自我，这也就是我们心理学上讲的自我认知存在障碍，不能明确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人格上存在偏执障碍的人，在普通人群当中很多，而这种人危害性最大，包括我们很多大学生、独生子女一代，即便不妨害社会，往往也有不少因为性格缺陷而自杀。

时代周报:如果早期家庭的支持系统、社会的支持系统比较健全健康的话，这类情况会不会能够减少？

李玫瑾:当然会。很多父母并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子女，以为任何人只要把孩子生出来，就天然是父母了。我们在育儿学这块，观念上的误区太多，很多父母以为给予孩子最好的物质条件就是对孩子负责，于是拼命去赚钱，错过了孩子心灵养育的关键时期，如果等到青春期出了问题再来下工夫，那时候为时已晚，我们的父母应该在孩子还幼小的时候，看起来很乖的时候，就给予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和性格培育。这是从父母的、家庭的角度来说的，就是说，家庭本身应该承担起这个的教育下一代的历史责任。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应该提供这样一种系统支持，国外很多组织都有性格教育联盟，校园里也有性格教育课程，还有不少研究是基于父母育儿模式及其社会影响的，但我们的社会在这方面做得太少了。

PART 3

媒体不应以猎奇方式报道

时代周报: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些事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采取何种态度？

李玫瑾:在这个案件的报道当中，有三分之一是同情他的，我认为这是我们整个导向错了，刚才我讲了这已伤害人类最基本的情感，这种犯罪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理由社会都不能容忍。

媒体在这种案件报道当中，应该形成一些规则，我并没有谴责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我们更多地是要考虑它的社会效益，以及对社会有意义的方面，而不应该简单地以一种猎奇的方式去报道。

时代周报:就是说，在追求真相的新闻专业主义和考虑社会效应的新闻伦理之间，需要有一个审慎的平衡？

李玫瑾:对，这种犯罪是带有恐怖主义特点的犯罪，是个人恐怖主义行为，他不图别的了，只希望让社会感到恐惧。在9·11事件之后，美国除了报一些大楼的画面之外，对于楼里的包括那些场景的一些尸体等等，没有任何照片。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涉及人类的基本情感，因此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遮盖起来，让我们尽量来抚慰我们的伤痛，而不要再去揭这个伤疤，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案件报道当中，今后也要注意这一点，不要把特别残忍的事实全部报道得非常清楚，包括郑民生怎么用刀，那种刀法全报道出来，我觉得那真的是很恶劣的。

PART 4

情境预防是有效办法

时代周报:这类案件一旦发生，都是灾难性的，所以，预防这类犯罪事件的发生，降低它的发生率，是最最迫切的？

李玫瑾:社会的和谐在于家庭的和谐，我觉得咱们从上到下，全社会都要拿出各种各样的力量来维护一个家庭的完整和和谐，而家庭的和谐是需要我们做具体事的。很多家长就把孩子交给了保姆，交给了学校，但是他不知道很多观念和性格是在陪伴过程当中唠叨形成的，不陪伴就没有唠叨，没有唠叨就没有观念，所以这些过程都需要我们社会达成共识。

还有我们的生育政策也需要反思。穷人生得越来越多，教育水平高的反而不生，结果衍生了很多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一百年前很多犯罪学家都论证过。

另外，我们可以注意情境预防，欧洲当时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就是说我不能决定你犯不犯罪，但是我尽量让你犯不成罪，在这类案件当中我们能做的就是如何强化我们学校的治安，现在我们公安部已经行动起来了，赶快加强学校门前的保卫工作，现在你开始加强，案发率肯定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不成了，他有这个心没这个力了。这是一个概率性的灾难，对于这种灾难我们不能过度去研究它为什么发生，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加固我们的房子，研究我们还有哪些有软肋的地方，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一个情境预防，让他做不成。如果我们现在做了，就可以让十年后、二十年后少发生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