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河北灵寿县6农民因一桩村民间的纠纷被抓，之后由于身体有疾患不符合羁押条件，被石家庄的看守所拒绝收监，但在县公安局领导的坚持下，他们还是被关进了尚在装修中的县看守所。最终，5人交了保证金后取保候审，之后再未被追究，未取保候审的宋书春之后被判刑。更令人吃惊的是，县公安局原法制科科长张文慧举报称，此6人的拘留证为假，根本没原始存根。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警方拘留公民“必须”出示《拘留证》。在此，法律的规定不是“应当”，而是“必须”，这是因为人身自由权是极重要的权利，司法机关若要剥夺公民的自由，必须严格履行法律手续。这是为了防止公权机关滥用拘留权。

同样出于制衡的考虑，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直接办案的警察并不能决定拘留嫌疑人，而是先填写《呈请拘留报告书》，经公安局法制科，最终报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才能签发《拘留证》。并且，开具的是一式三份的《拘留证》，以备上级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等监督。

而在本案伊始，办案人员就提出当事人不够刑拘条件，但县公安局的领导还是让法制科开假《拘留证》，先拘人再说。正如张文慧举报所称:“造假拘留证，这和非法拘禁有什么区别，这是违法犯罪。”一旦“假拘留证”出炉，被警察拿着作为“执法依据”，必然游离于法律程序和法律监督外，使法律规定的司法权力沦为“私刑”，严重损害当事人的权利，使其无法得到应有法律的救济；此时的司法，便成“私法”了。

于是，“假拘留证”所启动的司法程序，注定了宋书春案件的悲剧:他虽因患有严重疾患而被石家庄的看守所拒绝收监，但还是被关进施工中的县看守所；他忍受着施工的恶劣环境，向前来视查的官员“喊冤”，拒绝了警方提出交两万元取保案子就可以“活办”的要求。最终被关押约5个月后，他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刑事诉讼法》、《看守所条例》里明确规定的诉讼权利、人身权利乃至起码的健康权利，在他身上一再被侵害。

另一方面，他的悲剧还源于法律制衡机制的失效。宋书春的那张“假拘留证”，是怎么经过检察院的批捕、审查起诉、法院判决程序的？他被违法关押在施工场所的情况，早已被检察官知悉，但法律监督和救济程序为什么没启动？诚然，宋书春未必没犯下所被判处的“故意伤害罪”，但他显然没得到公正对待和审判，这都源于“假拘留证”。

更令人忧虑的是，公安系统人士进一步指出，拘留证造假背后，是一条黑色利益链:先抓人，后收取保候审保证金，继而罚没，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潜规则”，很多公安局就有两本刑事拘留台账。如果这样的“私法”活动确实存在，必然大范围伤害公民的权利，使公民生活在恐惧之中。为政者，特别是法律监督机关，应该给公众明确说法:用“假拘留证”抓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从目前的情势看，宋书春案的判决已生效，张文慧已实名举报“假拘留证”，但如果只是停留在县公安局“自查自究”的层面，恐难有新突破。这样，灵寿县公安局的上级机关，以及当地检察院，就有必要查清事实并公之于众:“假拘留证”抓人是否存在？如此“执法”是否出于牟利目的？这种现象是否普遍存在？对受害者应如何赔偿，对负责人该如何问责？期待真相早日公开，问题早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