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期

维纳斯和大卫以各自经典的造型安静地矗立，似乎在宣告着“男女平等”。

策划:彭晓芸

操作:韩洪刚 李铁

嘉宾:罗蔚、宋素凤、沈睿

卧室与公域的纠缠:告别了钳制，我们还需要面对什么

罗蔚（华南师范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

自古以来，卧室并非温情浪漫的象征，从内地的《还珠格格》到港人的《金枝玉孽》、《宫心计》，谋划者都在用宫闱之事来满足大众对那些遥远政治生活的好奇心。人们一般认为，皇家的卧室大抵要比普通人家的卧室更加丰富多彩和惊心动魄些。殊不知，真正的精彩在民间。

回到卧室，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很快成为“你”与“我”的“夫妻关系”。只不过，21世纪的中国民间，这种原本的“你—我”关系中融入更多的“他者”。大学教授与女学生、政府官员与女下属、熟悉的男女中学生、陌生的男女城市白领纷纷挤入卧室。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更多的框架来厘清各种混乱纠缠的性观念与性实践及其背后隐藏的微妙关系。

60年来我们的性别关系是如何被型塑与被规制的？性别观念如何获得作为主体的人的身份认同？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如何伴随着性别权利的声称，得到反思、讨论，甚至是重建？因而，伴随着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将卧室空间移入到政治空间中，观察一下“男”“女”性别关系的变迁史以及“他者”的存在史，看看国家在处理性别身份、性别权利、性别关系等问题上的特别经历。

性被钳制的时代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她”字作为革命性的符号创建出来。这代表着一种男人对女人的呼唤，男人希冀“她”从深闺中走出来，走到滚滚红尘中与“他”共命运。然而，尽管“她”成为某个群体的专有指代称呼，其存在却一直没能超越人伦亲属关系中的角色定位，成为独立的存在主体。“她”依然更多地只是作为“母亲”、“妻子”、“女儿”被载入历史。

1949年新的国家政体建立，希望实现不同性别之间的平等与追求性别公正。但是，超全能主义的政府管理模式全面接管了社会性别角色的型塑工作，也同时继承了传统“父权制”的性别价值体系。强盛的政治话语将政治革命的激情转换为男女的爱情。在这种性别关系中，爱情的逻辑显现出强烈的“父权制”色彩，国家权力可以主宰人们的卧室生活。在体制内的党员群体，通常表现为组织以“父母亲”角色替个体选择对象，组织以“父母亲”权威约束“男女关系”的自由选择。政治领袖毛泽东的婚姻也是需要通过组织考察同意的。而普罗大众的婚配则同样必须得到组织的介绍信确认才能顺畅通过。

另一方面，国家认同的“父权制”文化观念表现在性别角色的定位上。性别的意识与实践在国家的政治话语中完全被规制，性别身份迎合了传统“父权制”性别的刻板形象。男性身份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他们是勇武有力的革命英雄，而女性要想成为主体，那就得“成为男人”。否则的话，女性就需要退而求其次，嫁给一个英雄。上世纪70年代，大多数中国女性的择偶目标是希望能嫁给一个军人。这也表明，男性身份也存在着高低次序的排序，根正苗红的军人高居榜首。

我们要注意的是，国家“父权制”文化不仅对男性角色的英雄气质进行颂扬，相应地，对女性的英雄气质也进行夸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曾经让女性在工作领域有了一定的空间，但更多的女性还是被赶回卧室，尽管公共食堂与托儿所可以减轻部分繁重的家务劳动。但女性的自然属性被强调，社会属性遭遇到观念约束与文化控制。性与生育的紧密结合使得女性被紧紧地控制在卧室空间。

实际上，在政治空间中人们的性别意识被压抑，性别身份模糊化了。有人比喻说那个年代行走在公共生活中的人都是没有下半身的人。人们不仅模糊了性别意识，更是警惕性别意识，造成性别身份与人的分离。人们只有在卧室中才回归为“男”与“女”。法律的力量与道德的规范严格监控着各种“不正常的”性角色与性实践者。国家控制的社会资源的分配体系也会让那种“不服从”的“他者”边缘化。

性别被利用的时代

上世纪70年代末，新的社会蓝图出台，商品经济需要的自由空间也带来了人们主体意识的萌动。性别本身是人对自我的一种身份认同，它既是指生物学的事实，又超越这种假设，是一种社会建构。对性别身份的主体性反思成为新的时代主题。而新的社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人际关系的调整，也有了新的社会性别角色安排与期待。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极大地确定了“性与生育”的分离，女性母职角色价值有所削弱。

随着人们性别意识的苏醒，卧室生活的自由也逐渐被人们关注，人们在探寻与追求自己作为“男人”与作为“女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男子汉气概”、“女人味”等大众文化话语伴随着改革开放呈现。

我们一方面需要肯定自由市场萌发期间带来的性别角色的多元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否定自由市场强烈的“父权”意识。我们看到，“男主女从”的性别等级制度被消费主义接纳，市场更多地以“性”的生物属性来展现“女性气质”，更多地以“男性的社会角色”来展现“男性气质”。

很明显，在市场传递的信息中，女人整天所做的女性事务基本上都是以卧室需求为中心的，美容、塑身、洗衣、做饭……如果要满足社会需求，女人则大多是为男人开启酒瓶、奔向开靓车的男人、等待男人为她戴上珠宝。女性作为农民、工人、学生、干部……等多重身份几乎全部隐退。女性的单一“性”身份被市场商业文化所利用，消费主义讲“性别”的内涵狭窄化与粗俗化。

启动自我反思才能避免沉溺

然而，“男女关系”并非就是简单的“性别关系”乃至“性关系”。被市场利用的“性别”概念，一定需要遭遇社会批判性反思。性别身份被压制，会导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中的人格受损。例如，被市场挑选出来的“超女李宇春”以中性化特征挑战传统的拥有“女性气质”的女性角色。而深受市场性别价值观引导的社会话语则又即刻给其贴上“春哥”的标签。社会不能自主性地看到“二元”性别角色模式受到挑战带来的权利需求与个体自由，那国家更难以尊重这些权利与自由，以致于“不公正的性别暴力”、“民主的夫妻关系”等内容消失在庞大的国家机器背后。我们可以说，自由市场将卧室空间扩大到了社会空间，只使人们难为情地看到一些闺房琐事。

这种状况与21世纪的中国发展不协调。政治革命既可以是宏观的制度、权力、利益分配的改变，同时也可以是微观的家庭意识形态与性别文化以及个体思想理念的改变。自由市场无法给我们带来这个变革，我们更需要期待社会的理性、自主带领我们走向性别意识民主化的新时代。在新时代中，我们希望，男性不会自我阉割，为了成为所谓“成功的男人”和“人上人”，而去认同“父权制”中的“男性等级秩序”。我们也希望，女性不会自我屈从，为了成为所谓“幸福的女人”和“人上人”，而去认同“父权制”中的“男女等级秩序”。两性的这种屈从，无不是一种切割生命完整价值的自我沉溺，除了被所谓商业规则继续利用，人生的图景和生命的维度并未由此获得更多的拓展。

因此，如果我们的社会能从性别关系中看到更多的主张和正义，那么，我们的新时代的性别公正才能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