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政协委员张晓梅提出“家务劳动工资化”提案之后，引来无数嘲讽和挖苦。这些舆论放大了她的提案中“老公给老婆发工资”的荒谬性，却掩盖了其中“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这个重要的论题——就这一方面而言，它是今年“两会”上最有价值的提案之一。

家务劳动的价值几何，是一个最值得检讨的话题，因为我们每天面对而又长期忽视。有个经典笑话道出了家庭主妇的辛苦:

某上班族男人羡慕当家庭主妇的妻子，求上帝让他和妻子换位，上帝答应了。第二天起床他就变成了“她”，“她”为全家准备早餐，还要依次唤醒他们，给孩子穿衣。等“他”上班后，“她”拖地洗衣准备午餐。下午上超市购物后，赶到学校接孩子，回家准备晚餐。“他”吃了晚餐看报纸，“她”则要洗碗拖地，为孩子洗澡，为“他”熨烫衣服。当“她”疲惫不堪地爬上床，还要供“他”快乐。第二天，“她”跪求上帝，让“她”变回男人。上帝答应了，“不过，至少要等上九个月，因为你昨晚怀孕了。”

忽视家庭劳动价值的并非只有男人。两年前，张晓梅委员也有一个提案引起争议。她建议将“三八”妇女节更名为“女性节”或“女人节”，以便将职业妇女、知识妇女和家庭主妇及中老年妇女区别开来。她犯的错误，跟那个笑话中的男人一样。家庭主妇自己，也往往缺乏自我认同感，尽管每天辛苦劳累，却还是觉得自己没干工作。有人认为张委员杞人忧天，因为我国婚姻法已规定婚内财产夫妻共有，离婚时至少对半分吧。问题是，离婚前或者终身不离婚，婚内家务劳动的价值如何被承认呢？

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处于男性的附属地位，但是由于其对家族价值的强调，妇女的家务劳动得到了一定的承认，所以有“孟母教子”、“岳母刺字”、“王熙凤治家”等故事流传。上世纪初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号召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这是无可置疑的进步。但是，人们把走向社会与留守家庭对立起来，将家庭主妇的价值贬低甚至负面化。现在回头看过去，对妇女的价值认可此长彼消，有点“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意味，是一种不全面的平权运动。

伴随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还有一个消费主义运动的兴起，那就是家务劳动社会化。准确地说，这是家务劳动市场化。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家庭生活消费品的市场化，二是家庭服务的市场化。其结果便是超市里的家居用品货柜的增加，以及家政服务这个第三产业的发达。同样无可置疑的是，这场消费运动在相当程度上解放了妇女，使得她们多了一些选择，而不必像传统妇女那样从女红、厨艺到相夫教子，非得事事躬亲不可。

不过仍然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一是家庭劳动并不能做到彻底的市场化，比如上面那个笑话中，“她”所干的大部分事情，都可以外包出去，但怀孕生子基本上还是难以脱身。尽管男人怀孕、人造子宫等新闻时有出现，但无论从技术还是从伦理上，目前都还不大可能普遍化。即便到了那一天，第二个问题也还存在，那就是家务劳动可以外包，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干呢？外包有价格，自己干有没有酬劳呢？大概这就是张晓梅委员提出提案的思路。这种思路对了前一半，后一半却被人抓住把柄。她提议让老公发工资，这就等于承认并加强了男人的支配权。

在一个家庭中，假如男女的劳动价值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评估，那么肯定不能由其中的一方来裁判，而应该交给第三方来主持公道。如此一来，这就不是一个所谓家庭内部的私人问题了，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我读了社会学博士钟晓慧的文章《承认中国家庭及女性的福利承担》之后，受到很大启发。她认为承认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价值，不是要老公来发工资，而应该让政府来付酬，因为妇女照顾家庭，也是一种社会劳动。

很多人可能觉得难以接受，你养孩子凭什么要社会负担？中国人的心理受人口政策影响深远，老觉得生孩子是增加社会负担。事实上，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生孩子以后，或多或少地，社会都会向家庭支付抚养费。“福利”一词容易让人认为，这是政府对老百姓的恩赐。其实，福利并非恩赐，而是一种社会财富再分配，这是政府职责所系。妇女在家抚养孩子、照顾老人，怎么可能只是私人事务呢？孩子和老人的事，毫无疑问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完全应该拿到“两会”上去讨论。

有人会说，就算社会应该管孩子和老人，但是这并不是家务劳动的全部。你把自己家里的地板拖干净，自己享受了，政府凭什么要给你付酬？这里也有一个观念问题。比如一个教授在家里做研究，他也很享受自己的工作，觉得是为自己写文章，文章发表之后还获得社会声誉，那么政府和社会是否应该为他支付酬劳呢？一个家庭的整洁和卫生，真的跟社会的发展没有关系吗？

当然，这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评估体系，这个体系不能对家庭主妇构成新的压迫。既然教授在家里写的文章可以体面地被评估，体面地获得社会报酬，为什么家庭主妇的劳动就不可以呢？

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承认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或者说，这才是真正的家务劳动社会化。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