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多国人对不起自己的语言！”季羡林先生生前曾经这样说。季老已经走了，对不起汉语的事有人还在做。比如，最近上海六所高校自主招生不考语文、偏爱英语的做法，就让我觉得不是滋味。

我从不掩饰自己对英语的仇恨。即便有一万个理由去为这个社会“疯狂英语”现象作解释，只要看到“偏英轻汉”的消息，我还是很想仿照刘恒那篇著名的小说标题，无比痛恨地说上一句“××的英语”。倒不是因为我当年大学英语四级没过，没拿着学位。我现在对英语的仇恨，更多是觉得在英语侵袭之下人们盲目“偏英”，中国文化正在陷于某种偏失的危机中。

现在力挺英语的人实在太多。我注意到，上海表示不考语文的高校招生人士也在说，搞学术离不开查阅国外资料，英语不好往往没有前途。不考语文不是因为语文不重要，而是考太多科目会给考生带来负担。这其实就是在强调英语工具性。在英语带来的强大功利性面前，去谈文化当然是一件奢侈的事。问题是，如果一直放任英语的实用主义，而去消解汉语的文化价值，那就是很可怕的事了。

在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如果只是简单地把世界看作是一幅实用主义的图景，过度看重外语的工具化与功利化功能，就会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越来越缺乏深刻的认知，最终也必然会遭到历史的报复。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史景迁就曾询问:“究竟怎样一种价值观念，或者怎样一种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和共同的民族起源相互影响着将中国人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很显然，这一切都要到汉语言文学中去寻根。

相信很多人一定记得语文教材中都德的 《最后一课》。文章中那个韩麦尔先生在谈到法国语言时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最明白、最精确。他还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尽管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议有很多，但有一种情感是永远的，那就是母语与相应的国家文化结合程度最高，是民族精神的最重要支撑。如果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底蕴都不能好好珍惜与守护，国家文化的自主创新其实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作为一名曾经的高中语文教师，现在的汉语职业写作者，我其实也知道汉语表达很多时候的确容易成为一种负担。曾几何时，中学语文教学还被说成是“祸国殃民”。那些繁杂的技术技巧，既定的价值判断，把学生的思维捆绑在某一片狭窄的空间里，让他们无法到更为广阔的天地间去自由捕捉诸如时代精神、人文情怀、责任使命、思想价值等等信息元素。我的写作经历告诉我，即便是拥有再好的思想价值判断，如果没有学会迂回包抄的汉语表达技术，写作往往也只会成为抽屉文学。没有自由的表达，自然难有独立的人格，这样的语言运用自然会是一种负担。

“我忠实的母语，我要为你效劳。”切斯瓦夫米沃什曾在诗中这样动情地说。这个长期被放逐于异邦的波兰人，始终坚持用自己的母语写作。他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就有这样的评价，“它们是用波兰语写出来的，而且是靠波兰的传统与文化培养起来的。”作为米沃什的忠实“粉丝”，我在他那独立自由的现实批判中，体味到文学的价值与文字的魅力。一个能够自由地运用母语表达思想的人，其实是最幸福的，那样的母语也一定是最有灵性与思想的文字。

突然想起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说过的那句“百年中文，内忧外患”。现在高校不考语文，偏爱外语，这难道真的是不足为道的事吗？难道我们真的要因为汉语的那点负担进一步将之放弃吗？到底又是谁在让我们的母语成为负担呢？ （单士兵 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