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事项依据保密法而成立，公务接待费用属于“保密范围”，是保密法、保密法细则或者保密工作的哪个条例有过规定，还是随便一说？“敏感”就更是一个不知所谓的说法，社会要依法治理，而不是依“敏感”与否来治理。

最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关注公务接待问题，认为“并非不治之症，只要做到信息公开，打破‘自我监督’的思维，加强监管，敢于处罚，便可使问题迎刃而解”。

不过，在报道中，《瞭望》对现状的描述是:国家部委公务接待被视为“机密”，地方公务接待被称为事涉“敏感”。

《瞭望》所说的“迎刃而解”的办法，我大概是赞同的。信息公开、打破对“自律”的依赖，加强监管，敢于处罚，岂止是公务接待大吃大喝的问题，官场上还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迎刃而解”的呢？

很多人喜欢说“治理腐败并没有万能良药”，什么权力机制都有可能出现腐败，也都存在解决腐败问题的办法。这无非是说，不依靠社会监督，不依靠相互制衡，权力自我约束，再加上上级常规检查、突击检查等等，也是完全可以遏制腐败的，问题不过是很多好做法没有做到位而已。

对这样的说法，我没有辩驳的愿望。我想，这与其说是在坚信什么道理，不如说是在坚持维护权力的无边乐趣。既然权力不受约束成了前提，再去讨论可不可以遏制腐败，就没有什么意义。这就像一个人要在享受海鲜和啤酒的基础上讨论治疗痛风的问题，你说这是坚信痛风可治，还是维护口腹之欲？

信息公开、权力“他律”、加强监管、敢于处罚，这些条件虽属治理腐败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例如信息公开的真实性、“他律”制度的法律化、监管权力的社会化等等，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些看起来是技术问题，实际上是权力机制和权力体系的再造。权力再造，却正好是问题之所以“漫长而艰难”的原因。

公务接待费用为什么是“机密”，又有何敏感？保密事项依据保密法而成立，公务接待费用属于“保密范围”，是保密法、保密法细则或者保密工作的哪个条例有过规定，还是随便一说？“敏感”就更是一个不知所谓的说法，社会要依法治理，一切公务机关要依法作为，而不是社会依“敏感”与否来治理，公务机关的行为要看“敏感”与否而定，而且是谁的敏感感受可以决定一个事项的公开或不公开，谁觉得敏感就可以把问题变得不是问题？

权力不想说的东西就是秘密，如果连宣称秘密都自觉离谱，就干脆说“敏感”。因为这是秘密，所以我不公开；因为我敏感，所以我不说，而且你也不能说。何为秘密，何为敏感，谁的秘密，谁的敏感？随时秘密和任意敏感之下，不只是保密法要被滥用，甚至没有任何一项公民权利可以落实，权力的“自律”、自便、自肥就乐趣无穷了。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