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频发的校园血案，令国家机器迅速动员起来，校园安全由社会问题甚至上升至政治层面。但很多人担心，现在的一些举措是不是运动式的，担心过了这个风头，就不再有效了。教育界人士认为，除了增强学校、家长、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校园的安全问题，必须通过校园安全立法，以法律特有的强制性、权威性，规范校园安全管理行为。（5月5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事实上，早在1999年3月的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上，武汉水利电力大学郭生练教授就领衔湖北省代表团，提交了相关议案；此后，在多次人代会上，都有代表提交关于尽快制订《校园安全法》的议案。可10年后，“校园安全法”还未见踪影。由此造成的现实是: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有关对在校学生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散见于《宪法》、《民法通则》、《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和《教师法》之中。但这些法律的相关规定既不具体，也存在法律空白。

没有具体的法律可依，取而代之的是每次校园事故之后的通知与整顿。5年前，公安部和教育部曾针对校园安全事故频发，联合发布了《公安机关维护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八条措施》，教育部又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六条措施》，各地随之开展过治理校园安全的专项运动。但是，风头一过，校园安全问题常常故态复萌。

通过校园安全立法，规范校园安全管理，将校园安全纳入常态管理，由此显得迫切。立法要涉及三方面:

其一，明晰校园安全责任。近年来发生的校园安全事件，很少被问责，一个重要原因是责任不清，不知道究竟是政府部门、学校，还是社区或者家长、学生自身的责任。据报道，“校园安全法”之所以没有立法，是有关人士认为，“这么多内容，一部‘校园安全法’怎么写，怎么写得过来？”这恰恰表明，“校园安全法”更有立法的必要。只有明晰责任，才能各归其位。

其二，建立校园安全的长效机制。从公安部门和教育部门制订的措施看，方方面面的责任都有所涉及，但在执行中，却带有“应急”性质。比如，要求“督促指导学校建立健全保卫组织、配备专业保安力量和必要的防护装备，加强校园内部的巡逻守护”，在治理阶段，督促指导可能很到位，教育部门和学校也花钱配备专业保安和防护设备，而过一段时间，看到校园相安无事，就可能懈怠。毕竟，措施没有法律效力，督促指导之下，教育部门和学校可以执行，可以打折扣执行，也可以不执行。

立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制约校园安全的资金保障问题。政府部门应将所有园校，包括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包括打工子弟学校)，配置专业安保人员和安保设备的费用纳入预算，统一为学校配置安保人员和安保设备。但现实是，在校园安保行动中，以北京为例，目前，各公立中小学校均按照要求提高了安保级别，安保设备统一发放，而地处城乡接合部的打工子弟小学，则只能通过社会安防力量，自己想办法解决校园安保问题，比如海淀新希望实验学校“自制钢叉”，打工子弟学校昌平区智泉学校“土法安保”等。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问题，无论怎么追责，都难以挽回损失。所谓教育公平，在目前最为紧迫的校园安保问题上，就不应该如此对比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