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李妍

飙涨的房价之下，“炒房没有赔的”几乎成为一条铁律。但在密集的房产新政重拳之下，目标直指炒房行为的精确打击，却有望破除这条定律。继以撬动炒房者金融杠杆，加大其融资成本的差别化信贷政策出台之后，被业界评为“史上最严厉政策”的北京房产新政，又针对炒房行为出台临时性限购措施:同一购房家庭只能在本市新购买一套商品住房。

“限购令”实施细则还规定，从5月1日起，北京购房人在购买房屋时，还需要如实填写一份《家庭成员情况申报表》，如果被发现提供虚假信息骗购住房的，将不予办理房产证。此外，购房者在买房时被要求出示户口本和结婚证。（5月3日《新京报》）

国家房产新政带来的观望氛围尚未消减，北京的房产落地细则又再度刺激着炒房者的神经。据了解，新政后北京楼市反应明显:8个新盘2377套房仅售出1套。作为楼市黄金期的“五一”同样遭到购房者冷遇，各家售楼处不仅门庭冷落，一些已经参与摇号的炒房者也暂时放弃了购房。

若说此前的差别化信贷政策，是通过增大炒房者融资成本的形式，一定程度压缩了炒房者的资金空间，那此番“限购令”则是用缩紧购房套数的政策限制，以期达到完全挤出炒房者的目的。很多假“二套改善型住房”之名进行的炒房行为，或能就此消解。从政策细则的力度来说，这体现出政府调控高房价的决心。

当然，能否真正将政策善意落到实处，还得端看政策执行的细节与持续时间的长度。从“限购令”实施细则来看，要求购房人买房时提供户口本和结婚证，这是针对购房家庭是否购买一套房所进行的信息核实。而对在此过程可能发生的骗购行为，不仅销售房产的开发商与房产中介不能免责，房管部门还会从金融、公安、民政等多渠道了解购房者信息，多管齐下，炒房及骗购者的购房空间骤然压缩。

这样严厉的细节执行让一些人担心，为购买二套房，房产“限购令”会否引发假离婚潮。其实，且不说目前楼市观望情绪下，到底会有多少人甘愿冒投资风险贸然下叉，在“假离婚”可能导致的道德、家庭伦理及个人财产风险面前，又会有多少人愿意付出这样的风险成本呢？

理性购房人自会计算这样的成本。但在对离婚潮担忧的背后，人们真正忧虑的恐还在于，“限购令”对改善型住房需求可能形成一种遏制效应。这切中了这一政策的软肋。尽管诚如一些业界人士所说，此番细则之本意并不在于影响改善型住房，而更多是期望通过这一政策，调整人们对房地产后市的心理预期，从而达到最终降低房价的目的，但人们所忧虑的却也正在于此——若“限购令”后房价下调，改善型住房需求却也必须在“限购令”终止后方可获益，可政策一旦松动，市场会否再度出现报复性反弹，市场会否再度陷入“空调”的局面呢？

如此可能陷入楼市反复的政策调控，也为各地方如何更为理性地进行楼市调控提供了一定程度的镜鉴。“限购令”固然是以行政强力遏制了购房需求，其短期或对调整房市有所影响，但正因为调控行为的非市场化，政策的连续性就让人存疑。而这种对政策不可持续的预期，则可能对市场调控效果及政策信心造成损伤。

实际上，房价之疯涨，炒房固然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在土地供应、房产开发等链端可能存在的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则更不容忽视。在此层面上，政府真正应做的，恐还是从直接的行政干预中抽身出来，不仅用金融、税收等市场化工具对楼市加以调控，更要约束权力对土地财政的逐利冲动，对权力的内部运行及外部开发加强监管，同时承担起政府在住房保障上的公共职责。也唯有从多角度对房产市场进行调控，房价才能避免陷入越调越高的尴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