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北京已经公布了“同一家庭限新购一套商品住房”的实施细则，从5月1日起，购房人在购买房屋时，需查验户口和结婚证，并要如实填写《家庭成员情况申报表》，如果被发现提供虚假信息骗购住房，将不予办理房产证；那边，广州市国土房管局相关负责人却重申，广州暂时不会出台限购多套房的严厉政策，理由是“每个城市有不同的特殊情况”。

“特殊国情”国人皆耳熟能详，一不小心就能蹦出一句来。这下，地方落实中央的楼市新政，却又来了个“特殊城情”。按说这话并无不对，辩证哲学告诉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个城市当然都会有独属自己的特殊情况。也正因为如此，中央的“新国十一条”并未严格规定所有城市都必须制定限购政策，而是把多套房限购权限留给了地方政府。但是，“特殊城情”本身并不能直接构成解释，而是需要被详细解释的。

众所周知，过往调控之所以始终未能取得理想效果，而是陷入“越调越涨”、“短跌长涨”的调控怪圈，关键原因即在于地方落实新政的消极和不力。因此，此番房产新政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大家都在关注地方落实新政的力度和积极性。“新国十一条”出台后，不仅购房者和开发商在观望，各地出台地方细则同样在互相观望，堪称慢就一个字。现在，北京率先打破僵局出台细则，本该为其他城市树立榜样或者提供参照，可现实却似乎远非如此。

新政对应限制购置多套房或限制大批量购置住房之“部分城市”，用了三个形容词来界定其特征:房价过高、上涨过快和住房供应不足。在这三点上，广州与北京相比的“特殊城情”之不同，有关负责人并没有做出解释。相反，却将“特殊城情”解释为“如果广州要求中介和开发商查验购房人的户口簿和结婚证，既可能增加企业的费用，也很难保证资料的真实性”。这就非常怪异而难于理解了。

有关负责人很关心“查验证件可能增加企业费用”，如此体恤房产企业固然是感天动地。可是，为何偏偏就不去试着体恤一下那些望房兴叹的普通市民呢？与那点查证费用相比，一家三代血汗外加数十年幸福换取一个安居之所，有关负责人怎么就不心疼呢？更何况，楼市暴利房产企业能够安享，一点查证费用怎么就不能承担？有句俗语叫“屁股决定脑袋”，如果政府部门一开始就将屁股坐在既得利益一边，以尽全力维护既得利益作为己任，在这样的“特殊城情”之下要想严格落实新政，倒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有关负责人还担心“很难保证资料真实性”，这当然是限购政策的起效关键所在，也是出台限购政策时必须重点防范的所在。可是，不能因为保证资料真实性有难度，就从根本上否定限购政策本身。恰恰相反，正因为有难度所以要格外重视，并在政策上尽量完善。根本不去尝试完善，直接以政策不能“尽善尽美”作为否决政策的理由，这不仅是所谓的“因噎废食”，实乃“欲毙新政，何患无辞”？

“限购令”之于楼市调控，也许并非灵丹妙药，更不可能药到病除。但是地方政府对待“限购令”的暧昧态度，却非常值得玩味。“特殊城情”提法之于房产新政落实，也许又是一轮地方与中央利益博弈的开始。要确保房产新政不再重蹈覆辙，绝不能任由那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特殊城情”恣意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