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

中国的改革是以政治改革开题的，但改革开放以后，工作重心转移了，更多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个性开始张扬，人们对民主改革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网络为中国公民提供了广阔的表达空间，公众参与政治的意识越来越强，加之市场经济赋予了老百姓平等、公平、竞争的意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被大大调动。

因此，如果不改革，将会与老百姓的期望形成巨大的反差。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深层社会问题，比如腐败、贫富差距等都与政治改革滞后有关。如果不解决政治改革问题，将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1992年以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从上而下，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成了改革路上的巨大障碍。具体来说，第一，公权未受到制约。从理论上来讲，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完整的，但实际上从司法上来讲我们对一把手没有制约。第二，政府公信力受到质疑。党政自身的改革很滞后，如“三公”消费——公车、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老百姓对这些意见很大。第三，执政党自身改革滞后。

我认为改革的思路有三点:第一，改革不能盲目冒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速度和适度要和经济保持一致。第二，进行可控性改革，执政党自身要改。一方面，社会公众对政体改革的期望值是动力，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矛盾也是改革的动力。如何上下配合，对政府来说就要动脑筋，可控性改革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以县为改革的突破口。按照广东顺德的做法，一是建立了党政统合的组织架构；二是形成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三是高效、经济的政府运转模式。在基层扩大党的领导干部直接选举的范围，以此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如县一级可否设想县委书记不兼任人大主任，而县委书记和县长由一人担任，但必须是通过党的代表会议和人代会选举产生。这样县委书记就会对党员、人大代表负责，而不是对上级负责。县一级可控了，我们就能往上涉及，这就是改革的思路。(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摘编自12月23日人民论坛记者对其的采访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