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第六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发布，2月2日，国新办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以“吹风会”进行解读。会上金融时报记者直接提问:“在过去一年间有多少农民工在城市地区失去了工作，被迫返乡？有多少农民工重新找到了就业岗位？”陈锡文回答：全国据目前的统计，离开本乡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的总量大概是一亿三千万人，总量来看有15.3%的农民工现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由此推算，大约有两千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

而在欧洲进行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则坦言：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影响的扩大，这个数字还会增加。也就是说，在未来可能有超过2000万的农民工失去养家糊口的生计。面对着如此庞大的失业群体，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这些农民工怎么办？

今年春晚上面，同样是农民出身的丫蛋和小沈阳，因为有一个姓毕的姥爷，结果有了去星光大道的机会。蔡永飞看完小品后说：我们也需要一个“姓毕的姥爷”。对于农民工来说，有一个姓毕的姥爷，可能会让农民工摆脱失业的困境，可以稳定自己的收入，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安心的上学，可以为自己以后的养老储备一些积蓄。不过很显然的是，大多数人没有丫蛋和小沈阳的运气。

请原谅我对这个小品的过分解读，能够有一份稳定工作的我们，当然不会在乎有没有一个姓毕的姥爷，但是那2000万农民工在乎。中国有句老话：有病乱投医。乱投医当然不对，但是在目前这种形式下，农民工除了乱投医之外还能做什么？有一期评中评中我们提到过一个陕西农民工项鹏，为了能早早的找到一份工作，他过年甚至都没有回老家，四处找工作，但是直到现在依然在为生计发愁。

幸运的是，今年的一号文件又一次关注到了农民、农民工，于是许多人看到了新的希望；但是不幸的是，之前中央已经连续下发了五个关注“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可到现在发出第六个为止，问题依然很严重。“其严重程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料。”第一财经日报以这句话开始了他们的社论，他们呼吁关注这2000万农民工的命运。令人遗憾，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推到评论的头条后却发现，根本没有多少人关注。

网友不关注，许多企业会却会关注。在当前经济形式依旧下行，出口形式依然严峻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再次将保持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了广大的农村市场，是的，是再一次。已经开始进行的“家电下乡”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国家用13%的补偿，来刺激农民的消费欲望，扩大家电企业的销售数额。看起来是一个双赢的政策。但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对此表示了他的质疑：“这些以青春为代价赚取收入的农民，在花光自己的积蓄以后，却并无再获得收入的能力，他们后面的人生日子将会极其难过，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不再有外出务工赚钱的能力。刺激农民消费的意见是错误的。鼓动农民消费，说爱国主义就是消费的观点，是荒唐的。”

凤凰卫视评论员曹景行也肯定了贺教授的观点，同时他进一步认为，如果真的要让农民消费，那么“政府应该多贴补点钱，这不是施舍或福利，而是偿还过去许多年的欠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如果没有农民工的牺牲，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廉价的劳动力”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促进经济发展引以为傲的资本。但是现在经济形势不好了，一些依靠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地区也要腾笼换鸟，产业升级了，这些农民工怎么办？

2000万农民工失业，毫无疑问应该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正如曹景行说的，这不是我们的施舍，而是我们在偿还欠债。但是更长远来看，那些现在还有一份工作的农民工同样也需要我们关注，因为即使是经济危机过去之后，他们也仍然可能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

凤凰网评论编辑：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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