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著名文化评论家

2009年我最关注公权力被滥用和公民权利不断遭到侵害，由此引发频繁的群体性事件。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将变得不可调和。

2010年我会关注中国文化的严重危机，以及把儒学复兴当作拯救危机的唯一方案。但这不是文化复兴，而只是文化复辟，它的问题在于用单一的文化学说来统治民众。中国需要的是多元的文化选择，而不是新的文化专制。

朱德付

《中国周刊》总编辑

2009年的中国时局，我最关注的是“国进民退”。挟金融危机中人们的恐慌心理，加上西方自由经济遭遇的普遍质疑，历史上一直强势的政府公权力在中国愈加强有力。不仅体现在“维稳”等公权应有范围内，2009年更放大到几乎所有经济领域。“万能政府”似乎成为历史对我国的青睐。具体表现为经济活动中大规模的“国进民退”，虽然国家统计局日前加以否认，但官方的某些统计数据一直被人质疑垢病。事实上，从钢铁业到房地产业，人们看到的是“国进民退”的现实。事实胜于雄辩。“国进民退”带来的后果不言而喻，一旦某些行业被一些利益集团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肆意垄断，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则令人堪忧。官与民争利的结果，古有明训。

2010年，我最关注的是文化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巨大发展令国人振奋，同时也令全球瞩目。但文化软实力的缺失，使简单的经济崛起显得后劲不足。只有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相匹配，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负责任的大国。2009年，文化振兴已成为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但文化体制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令人有遗珠之憾。我们希望在2010年，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格局尘埃落定，文化产业的生产力得以极大释放。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文化产业的发展是重要标志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软实力才是真实力。

（记者吴婷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