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

著名经济学者

2009年我关心的蛮多的，如果要捡重点的话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山西的煤矿的问题，另一个是房价的问题。前一个问题牵涉到“国进民退”，牵涉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后一个问题牵涉到在金融危机时代，在后危机时代，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变化，会牵涉到对政策的评价。

2010年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个是城镇化，城镇化带动的未来的前景到底怎么样，如轨道交通、智能电网、未来新一轮房地产泡沫化会不会出现在小城市，这些都是城镇化里面涵盖的内容。另一个是创新企业的发展，包括如低碳经济、创业板的发行，我认为创业经济直接牵涉到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大学生创业这一块，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于建嵘

著名学者

2009年我最关注在金融风暴下社会稳定问题。在年初就有不少人对中国的社会稳定状况忧心忡忡，认为中国会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出现较大的社会动荡。通过研究，我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当前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现在看来这个判断经住了时间的考验。

2010年我将重点关注官民冲突的特征、表现形式和化解方式。总的而言，当前中国发生的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主要直接导源于官民矛盾。而官民矛盾主要原因就是当前的公权力代表组织和机构的权限过大，缺乏一种制衡其被滥用的力量才是深层次原因。因此，要遏制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频发的势头必须整顿吏治，缓解官民矛盾，想方设法约束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经过反复的思考，我建议启动以县级人民代表专职化为起点、以政治分权为杠杆、以司法制衡为保障的综合县级政治改革，使县级政权有足够的地方社会和经济管理权限，同时使县级政权及其主官的权力受到有效的制衡和监督。

袁伟时

著名学者

2009年最关心广州市财政预算公开和如何处理建垃圾发电厂事件：

1）公民交了税，却不知道自己交的钱怎么用，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也不利于推动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

2）这次预算公开是公民查询和督促的成果。这意味公民社会在生长。

3）这是坚冰上的裂口，典型在前，各地很难再以“国家机密”为借口忽悠公民了。

至于番禺区建垃圾发电厂事件，公民约好同一天到广州有关部门上访，队伍浩浩荡荡，一说300人，另一说多达千人，政府没有出动警察镇压或包围。最后决定尊重民意，停建这个厂，在全区进行大讨论，重新制定规划，按照民主程序作出决定。与此同时，推行垃圾分类，减少垃圾产出。矛盾化解了。这是公民监督政府和政府努力转型的范例。对比一下几年前发生在这个区用暴力镇压造成严重后果的太石村事件，表明社会的确在前进。

2010年最值得关注的是重庆打黑中如何实现程序正义和司法公正。摧毁黑社会及其保护伞，非常必要。但是，千万别像过去一样，运动式治理，殃及无辜。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础，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这里有两个标志性的案件最值得人们睁大眼睛审视：

1）黎强是黑社会头目吗？赵长青教授的辩护词掷地有声，是当代法治史的重要文献。看法官如何接招吧。

2）李庄律师所谓教唆翻案事件。重庆检方利益攸关，此案理应异地审理，能做到吗？李庄的人权应该得到保护，为什么北京律师会的代表不能与他见面呢？《律师法》中规定的“伪证罪”界定不明确，令律师视刑事辩护为畏途。最高法院能不能及时作出司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及时研究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