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

著名经济学家

2009年和今年我最关注的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因为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是长时间积累下来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我们的传统模式，迫使我们进行结构的调整，但是由于拉动内需政策的执行，“危”没有转变成“机”，只是把结构的调整又推迟了。

由于结构没有及时进行调整，今年有可能在政府的“烧钱”效应过去之后经济发生二次探底。

杨子

《南方人物周刊》副主编

2009年我最关注环境问题。因为环境问题现在已经非常紧迫了，一旦环境的问题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到那时再想办法就已经晚了。现在很多专家开始对于GDP进行冷静的审视，有经济学家提出负债型增长这一概念，我觉得我们必须对这一概念给予特别的重视：我们的增长里，有没有负债型的增长？如果有，它占了怎样的比例？必须有人去研究这个问题，不正视这个问题，科学发展从何说起？我们每年得到一个GDP增长多少的抽象数字，这个数字当然是鼓舞人心的。对中国而言，发展是重要的，但是可持续发展更重要，必须有人去做更为细致的工作，比如说某些重工业所占份额较大的省份、化工产业较多的省份，必须有人对于生产及其负面效应，做更详尽的研究，对于河流以及土壤的污染情况给出详尽的报告，并召集更多的专家学者研究对策。如果说，我们为了一万美元的利润而大大地污染了环境，不久的将来也许我们需要一百万美元的代价去修复，而环境方面的专家告诉我们，一些严重污染的环境是不可修复不可还原的-这样的损失要如何计算呢？我认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将眼光只放在这个季度、这个年份，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现在中国精神疾病患者所占比例已经非常高，没有人知道环境的恶化对导致这样的疾病起了多大的作用。而且环境的污染也加剧了生活的污染。

今年我关注的是我们能否正视GDP增长中的问题，而不是总是用一个抽象的数字来告诉大家中国始终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将使得人们对已经出现的问题继续保持冷漠、回避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应该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保持巨大的警惕。政府和企业应该让大家看到他们已经行动起来。如果下一年的灰霾天比上一年多了，专家应该告诉我们，这将导致怎样的结果；政府应该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

鄢烈山

著名杂文家

2009年最关注拆迁、自焚，拆迁事件一件接一件的，大家都在谈修改《拆迁条例》、土地权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跟工人、农民相关的问题，包括电视剧《蜗居》，说的都是跟这个相关的问题。

2010年这个问题可能会更普遍，因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搞城镇化。各地政府，从大都市北京、上海开始，都从卖地中得到了好处，拆迁首先官员们政绩有了，承包商拿到了好处，还有拉动经济的效果。卖地财政，是由于分税体制的不合理造成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是到了这一步，中央政府首先是不愿意让利，地方财政还是要靠卖地。中央政府光出台一些政策，地方政府要解决实际问题，城镇化给了它最好的理由。全国到处在拆迁。农村一度叫新农村建设，现在又有了城镇化建设，很多人都会来争利。像广州、深圳，现在土地是农民所有，但是马上就能用城镇化的借口把你变成居民，把你和土地分割了。政府得到了土地，这里面的差价很大。这种问题在中国遍地开花。我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会表现得更普遍。现在很多县城已经开始拆迁了，黑龙江东宁县变成模范县，它就是大拆迁，20多万人拆成6万多人，拆出政绩来了，拆出钱来了。我认为中国人只要不搞到自己头上，是不会去捍卫地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