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资讯 > 视点 > 媒体封面 > 南方人物周刊 > 正文 |
|
本刊记者何三畏
上世纪末期以来，徐友渔先生投入了更多精力研究中国新时期的社会思潮，分析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立场对立。在每一次社会思潮涌起和知识分子产生分化的时刻，他都迅速对种种纷繁复杂的现象做出分析，连续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这些文章清晰地标注着当今中国一位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眼中的"当下思想史"。
当我们试图报道在当前社会剧烈的贫富分化面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观点和立场时，正逢徐先生准备从北京赶往广州赴南方论坛演讲《当前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于是他成为最为合适的采访对象之一。
知识分子的分化并不明显
人物周刊：我们首先想问的是，你是否认为当前社会的阶层分化和对立加剧了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
徐友渔：原因不只这一个，但这一个可能是主要的。
人物周刊：在对贫富分化的具体现实的判别上，知识界有分歧吗？
徐友渔：我觉得，对基本的社会现实的描述，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意，是比较一致的。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其他人一样，对社会现实的不公正都是共同承认的。明目张胆地为不公正辩护的，说这种现象"很正常"的，是极个别的。问题只是在于对社会不公正出现的根源以及解决的办法，有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看法。
人物周刊：你已经在今年发表过《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
徐友渔：谈到自由主义跟新左派的分野，一个简单的说法是，新左派主张社会公正，自由主义主张个人权利。新左派把"社会公正"问题作为打自由主义的一根棍子，但是实际上在中国搞维权的，为此付出代价的，数得出哪个新左派呢？自由主义派却可以说出一长串。这是以维权来描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事实上，追溯一下历史，最早说社会公正并且一直在说的，从秦晖、朱学勤和我，有各种文本根据。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一个人说得好，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他在《明报月刊》评论新世纪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说新左派主张社会公正，自由主义主张个人权利，理论上应该如此，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发源地的西方社会大致如此，但在中国，事实上并不如此。但新左派的宣传把"理应如此"说成是"事实如此"。所以，这种分化显得很复杂。
还有，以前说的自由主义跟新左派的分歧，已经远远不能概括中国今天知识界的情况，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也是很重要和值得关注的思潮。
人物周刊：一些中国自由主义者信仰基督以后，他们对中国现实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变化？
徐友渔：这是另一个问题，非常有趣，我也很关注。主要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教师和艺术家，他们开始信仰基督教，有时跟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有联系，它的后果也会显得很有意思。
人物周刊：目前知识分子的分化程度，是否意味着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都有可能对应着自己的代言人？或者终将有这一天？
徐友渔：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每一个阶层和利益集团在知识分子里面都有其代言人，用自己的言论来维护他们的利益。现在很多西方社会就是这样。当然，也有极少数知识分子不站在利益代言人的立场，他追求一个客观真理，捍卫的是一个社会公正的理念。
目前中国知识分子还摆脱不了以前那种对统治集团依附的观念，而中国社会也没成熟到这种程度--允许知识分子为某个阶层或利益集团代言。中国正在往这个方向走。知识分子界整体上也没有自觉做到这一点。当然也有别的情况，比方说有些经济学家，可以替既得利益集团辩护。
但是即使到了这一步，中国仍然需要一群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是超脱利益的，不是来代言的。我觉得这种公共知识分子更值得尊重。总而言之，利益的多样化和代言的多样化是正常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真正需要的是像罗素这样的人--我就是追求真理，追求公正。
人物周刊：你觉得目前这种分化是不是明显存在？
徐友渔：现在我觉得并不明显，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还没有达到自觉将自己定位为某个阶层或利益集团代言人的程度。但对现存的现实的辩护或是对现实中不好的东西的批判，这种分化已经出现。
人物周刊：比方说像西方的左翼对弱势群体的维护，对资本的痛恨，在未来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会不会也分化出类似国外的左派？
徐友渔：谈这个问题最关键的前提是要有言论自由和宪政的框架，没有这个框架，那种知识分子号称自己为哪个集团代言都是一种扭曲的东西。自由主义把言论自由看作是最基本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自由主义看作是第一位的价值，有了这点后，也许就有了分化，也成了一个什么主义者。没有这一点就是假的分化。
|
作者：
徐友渔
编辑：
李新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