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仇富"不能一概而论

人物周刊：你关注过这次茅于轼和薛涌之间关于仇富和贫富分化的争议没有？

徐友渔：我有关注。我觉得他们两人主要是言词之争。茅于轼在文章中说"为富人说话"，但他为劳苦大众办事的行动是无可挑剔的。薛涌的观点，我也觉得还是相当不错，比如对甘阳说毛泽东时代非常公平的批评。

茅于轼虽然我非常尊重他，也跟他的个人关系极好，但我觉得他"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表述是片面的，有时可以，也需要替受到不公正对待（比如被官府勒索的富人）说话，但更需要替穷人说话。这个标题肯定是片面的，虽然他在具体阐述时，说得还可以。但你"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毕竟有独立的意思，人们会仅仅根据这句话作出判断。薛涌就把这句话放大了。

人物周刊：茅先生后来又做了解释，说他"很担心我们国家再发生贫富冲突"，表现出一种深切的忧虑。

徐友渔：这种说法，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从动机上，茅于轼是很善意的。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说法是片面的。过分的"仇富"心理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我觉得他夸大了。仇富固然是中国的传统，但这个传统是不是中国传统中很重要的，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难说的问题。

我觉得，首先是茅于轼表达的片面，然后是薛涌把这个放大。实际上，从他们表现出来的思想来说，并不应该构成今日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代表性的对立。我觉得这个对立不是那样重要，与他们两人的主张大不一样的还很多，举例说，甘阳跟薛涌的差异就要大得多。薛涌要批评中国社会的不公正，恐怕还不应该拿茅于轼来说话。

人物周刊：你怎样看待"仇富"心理？

徐友渔：这个话要分两部分。一方面茅于轼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确实有仇富心理，比如我住的小区的小车就经常被扎，你说这些有小车的人又有多富呢，他们得来的钱是不是有问题的呢？不见得。仇富心理中非理性的部分，是值得警惕的，茅于轼只看到这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仇富心理是不是像茅于轼说的那样，全部都没有道理？富人中得不义之财的人也相当多。对于富人和仇富，应该有一种现实感和均衡感，不能一概而论。

人物周刊：你不觉得茅于轼表达的是一种很现实的忧虑？

徐友渔：以前我看过基辛格写的一本书，引证了列宁的一段话，说如果人群中最有野心和最有能力的人，在这个社会是有出路的，这个社会就不会引发革命。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有的朝代很腐败、不公正，但只要有能力和号召力的人能谋自己的出路，就形不成社会的大动荡。余英时提出了"社会边缘人"的概念，很有意思。洪秀全等本来是很有能力和抱负的人，但是屡考不中，后来的革命者也没有被体制吸纳，他们一定会另谋出路。所以，一些潜在的民众领袖能纳入体制，在现存格局中有上升的空间，能得到发展，社会就不会有大的动乱。今天，随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最有能力的人可以在现存条件下谋得出路，成为社会精英，民众的仇富心理和不满情绪也不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

人物周刊：那么，这个社会是不是如某些人所忧虑的那样，有一些主张"清算"权贵和富人的人？

徐友渔：民众对腐败和不公正不满，要求实现社会公正，清除腐败，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当他们对实现公正和清除腐败感到失望甚至绝望，他们没有历史经验和宪政国家的民主法治经验，惟一的经验，就是文革的经验，就是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打倒"走资派"，或者像发动者提倡的（其实只是为了动员群众而宣扬的）打倒特权阶层。我觉得民众中间有这种情绪，或者个别左派，特别是怀念文革的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情绪，这两者结合起来，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值得注意。当然，真正的解决办法还是要切实地清除腐败，实现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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