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王提出的“游民”只是针对古代宗法社会而言，他也不愿意将当下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称为游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改革开放至今，一个脱离了原有秩序的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反主流意识的、由进城民工与城市闲散人员组成的新游民阶层，在今天已见雏形。

这段时间有两个事件引起了极大关注，一是深圳某执法队放火烧掉外来民工窝棚，一是律师周立太为民工讨薪反遭民工赖账。如果说前一事件反映了民工不受现有秩序保护的权利困境，后一事件则折射了民工某些为人诟病的意识形态。而这二点，恰恰就是王学泰定义下的游民两大特征。

当下这一与旧时游民高度相似的城市边缘群体，他们因何产生、症结何在、社会当如何待之？对于这些问题，王学泰先生对古代游民社会的研究，又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启示呢？

王学泰，1942年12月生于北京，退休前曾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后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等。

用游民称呼农民工要“审慎”

南都周刊：你写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在近期再版，在这本书里你对游民、游民文化又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最近不少人提出这样一种说法，认为现代社会中也逐步开始产生你所谓的“游民”，你怎么看待？

王学泰：其实我不愿意称入城农民叫游民。我的研究局限在古代到近代，我所说的游民产生的前提是宗法社会，小农社会。当宗法社会和小农社会出现问题时(例如宗法家族人口的增长超过其所寄居土地容纳量)，一些宗法人就脱离宗法的控制和保护，离开生活的地方，进入城市，称作游民。过去的游民是盲目地进入城市，今天在这里，明天也许就到另一个地方了。前途渺茫，为了生存而奋斗。

现在的情况，跟过去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是经历和心态，不同的是社会背景。

确切地说，我们现在需要“审慎”地用“游民”这个词来归纳现代社会中的一些农民工，或者城市无业人群，因为背景不同了。简单地说就是，现在不是没有个体的游民存在，但跟过去的那种有组织性的游民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的游民意识在现在也有一些传承，但也不是很一样了。

现在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这与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是分不开的。1978年邓小平实施改革以来，农民从“集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包产到户。从生产的角度来说，它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但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激增。此时，社会也面临着由小农生产向工商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城市的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这会吸纳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城市改革的过程也基本如此，在转型的过程中，旧体制下的许多企业垮台了。企业重组过程中，大量闲散人员出现了。

但目前存在诸多问题，在这个进程中，入城农民单方面付出过多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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