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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主持人：茅于轼老先生发表了一个看似两头讨好的言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但结果可能是两头都不讨好，现在许多网友都在骂茅老先生。为什么弄成这样？茅老先生说的没有道理吗？
黄广明：我认真读了茅文，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立论主要是保护富人合法财富权利，这些都没有大的问题，有些批评者抓住一些细节不放，如茅说的仇富的心态中国自古有之(这点茅可能确实错了)，攻其一点，而不顾茅文整体的立论，我觉得有点因文害义了。有些批评者的立场其实正是茅所批评的，为穷人说话好像就有先天的道德优越感似的。
王琳：茅老的“为富人说话”是有前提的，他在文中已经解释了：“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之所以被骂，一个原因可能在于，网络阅读是一种快餐式阅读，一些网民没有足够的耐心来读完整篇文章，而只是基于这个富有争议的标题本身就开骂了。如果骂人者看到了茅老关于“富人”的自我定义，可能有相当一批人会退出骂人的阵营。
沈阳：对。也有网络文化的特点。这点，也正好结合了民族的一知半解、自以为真理的心理模式。这些人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中将起到什么作用，非常值得我们警惕。
主持人：茅老的话语中似乎隐然有一种富人/穷人的两分法，是不是这个两分法激起了一些批评者的贫富对立情绪？
王琳：时下中国的贫富对立情绪是个现实存在，富人与穷人的两分法过于简单，确实容易挑动这种现实存在的对立情结。我理解茅老这篇文章有其具体的针对性，那就是在知识界存在的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为穷人说话似乎有天然的政治正确性，为富人说话则要犯某种道德风险。茅老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要“为富人说话”，但他并没有否认为穷人说话。
黄广明：但，茅文虽然立论于大的方面没问题，细节上却是可以商榷的。如他说，“因为是企业家把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以最有效的方法组合起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社会最需要的产品。这种组合要素的任务是企业家完成的，不是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好坏，而企业的好坏取决于领头的企业家。”容易给人一种忽视穷人也做出贡献的印象，在中国，劳动力廉价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里面，穷人做出了很多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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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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