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评论 ( 0 ) 2015.11.10 第33期
“读懂中国，理解世界”系列访谈之五
11月初，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在京召开。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和21世纪理事会共同主办。参加会议的有40多位世界各国的前政要、战略家和企业界领袖。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藉此推出系列专访，其中就中国国际话语权、中美南海之争、国企改革等问题和参会嘉宾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进行了独家专访。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特约访谈员：于盈
策划统筹：高明勇、刘昱含、熊志
一．为什么外国读不懂中国
凤凰评论《高见》：这次会议主题叫“读懂中国”，但我发觉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声往往很苍白无力，你觉得中国可以怎样增强自己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
郑永年：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近代以来，西方一直占据话语权主导地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想累积自己的话语地位确实需要很长时间。中国从近代衰弱以后一直是闭关锁国，改革开放也只有三十多年，也刚刚走出去。中国学习得很快，成长得很快，一方面我们迫切需要外界理解我们，另一方面外界也确实有需求理解中国。
中国国内现在任何一件事情都会产生很大的外界影响力，80年代、90年代早期人民币无论是贬值10%或者增值10%都不会产生很大国际影响，但如果现在的话升值2%或者贬值2%都会产生巨大国际影响。中国也在全球化潮流获得很多好处，中国经济现在是世界经济内在一部分，我们做什么都会有外界影响，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行为很难获得人家的理解。“读懂中国”这个会议表达了我们强烈的让外界理解的愿望。
另外一个问题是怎么样让人家理解你，我觉得现在基本上西方话语体系跟中国话语体系没有互利互通，西方说西方的，中国说中国的。这几年这两个话语体系不仅没有靠近，还越走越远，双方都有互相”妖魔化”对方的倾向。中国要把自己的话语体系建立起来，这是我们的要务。
凤凰评论《高见》：不只有世界理解中国的问题，周边国家也涉及理解中国的问题，您身处新加坡，应该也有所感触，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机会非常欢迎，但也对它的崛起感到不安和困扰，中国怎么样既能展现大国风范，又可以消除周边国家的不安？
郑永年：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自己，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理解，怎么要求用人家的话语体系来理解我们？无论左一点、右一点，都借用人家体系来看，这是很要命的。周边国家受到西方的影响比较大，话语体系还是西方式的，国家利益也有冲突，中国改革开放80年代以来其实在周边国家中是孤立的。
理解需要看行为。知行合一很重要，为什么周边国家比较能接受美国？美国比较透明一点，美国敢说敢做，无论是正确的事情或错误的事情。这都没问题，但国内很多政策说完之后执行不下去，这造成了国际很多人的困惑——你到底要做什么？
二．南海问题：中国反应不要太过分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中国和周边地区确实已经产生了一定摩擦，比如这次南海争端，越演越烈，你觉得会怎样收场？
郑永年：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中国也是要负责任的。其实早期越南、菲律宾早就在造岛了，但中国早期是通过私下外交，打发算了，如果当时中国也公布于世界媒体，情况就不一样了。下一步是危机管控的问题。中国和美国之间，我觉得有时候中国反应不要太过分。中国当然可以不高兴，但国际事务上大家都是有斗争有妥协的，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斗争，该妥协的时候就妥协，该斗争的时候就斗争。有关主权问题，邓小平说得好，主权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各说各的，有很多民族情绪在里面，但可以把主权问题搁置一边，共同开发，这种态度、方法就很好。
凤凰评论《高见》：但现在国内民族情绪非常高涨。
郑永年：对，其实这也是有一定好处的。以前中国一直很被动，在南海问题上很被动，现在至少主动权增大了，我觉得还是可以进行危机管控。中国也要考虑到美国的立场，因为美国要顾虑自己在同盟国之间的威望。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信任度还是低。美国知道中国实际上没有想要把美国赶出亚洲，因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个既定事实，中国没有力量否定，而且美国的某些行为也是符合中国利益的，比如中国既不想当世界警察，也没想当亚洲警察，但是这世界有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个警察的。
我是觉得南海问题要互相管控一下，不要真的发生冲突。中国今后十年、十五年，最重要的还是国内发展、国内制度建设，等中国真正崛起了，情况自然会有改变，其它小国家会作出相应政策调整。
现在中国是处于外交上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已经崛起到不再老是我调整，你不调整的情况，但还没崛起到强大到人家完全愿意为你作出调整。所以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持久战一样，是对持状态。
三．中国企业必须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
凤凰评论《高见》：也看到中国有用实际行动从经济上赋予利益，去争取周边国家的支持，比如成立“亚投行”、推出“一带一路”政策。你也说过“一带一路”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政府的声音多，企业的声音不足。在顶层设计完成后，我们怎样才能把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郑永年：“一带一路”的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大家都在讲顶层设计，没人去干活。“一带一路”实际主体是企业，其实是把中国的资本、技术、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消化，面对的问题是怎么让政府、企业合作走出去。
我们现在还处于政府自我动员的过程，而没有把企业、资本动员起来。我觉得下一部重点在执行，这个规划现在大家越来越清楚，但只是自己清楚了没有用，要去做，要成为行动纲领。新加坡对“一带一路”、“亚投行”非常热情，但是到今天为止，他们也不知道中国到底想做什么。
中国要做“一带一路”互利互通的事情，其实东盟本身、每个国家自己有互利互通的，我觉得中国要把自己互利互通的东西跟当地国家互相补充。这样就会使周边国家看到中国做这个东西是跟自己相关的。
凤凰评论《高见》：中国国企又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很多人说中国应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你认为这次中国企业改革能进入深水区吗？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郑永年：新加坡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企业就是企业，企业就是要赚钱。中国实际上从朱镕基总理以来也一直往这个方向走，学习淡马锡模式也不是现在才提，朱镕基总理就提过了，但中国只是学了表象的东西，没有学到实质。实质的是企业就是企业，是市场化的，要赚钱的。
我觉得中国企业太政治化了，企业就是做企业的，不赚钱就要倒闭，倒闭不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不要跟社会命运、国家命运、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几个企业倒了，党不会倒，国家不会倒，但是好多人就是思想不够解放，一定要把国企、央企和执政党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下怎么改革？所以我觉得企业还是要回归企业本位。我们近代以来还是缺乏理性启蒙，我们有太多的意识形态、政治启蒙，所以我们往往把自己的好多主观情感投放到一个地方，使本来能做的事情，反而不能做了。
其实国企改革是个技术活。我们把很多情感性、主观性的东西投放进去以后，反而不能科学地认识问题，再把它神圣化之后，就很难改革。所以我觉得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对的，但我觉得必须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必须要以思想解放为前提。
“读懂中国、理解世界”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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