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在中国谈文艺复兴，我们在谈什么

即将过去的2015年是新文化运动百年。中国社会每走到一个社会转型之时，都会重新出现关于传统和现实关系的讨论。

讨论文艺复兴，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什么？对于当下的文化与社会发展，我们该如何抛弃、重构抑或回归传统？“国学热”经久未消，它和中国的文艺复兴研究有关系么？百年之前对“德先生”“赛先生”的追寻、对人性和人格发展的探讨，在今天的中国实现了么？

近期，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IAS，简称“高研院”)与哈佛大学文艺复兴研究中心(Villa I Tatti，简称“伊塔蒂中心”)联合主办“意大利文艺复兴与中国文化振兴”国际学术研讨会。凤凰评论《高见》就上述问题向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周宪教授进行了专访。

访谈嘉宾：周宪 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特约访谈员：燕舞

一．“国学热”和中国文艺复兴研究没啥关系

凤凰评论《高见》：傅雷先生在《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第三讲“波提切利之妩媚”中有一个概括，称“文艺复兴时期的两大干流，即崇拜古代与探索真理”。你怎么看待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断谈及传统的原因？

周宪：每当中国社会经历一个重大挑战或社会转型的时候，一定会重新确立自己跟传统的关系，一定会出现抛弃传统或者重构、回到传统的不同声音。“五四”时是这样，“文革”时也是这样。

犹太裔著名左派历史学家、社会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传统的发明》一书中认为，传统都是被“发明”的，因为它已经消逝了，三五百年前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传统为什么会不断地被“发明”，因为人们需要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现代世界中定位自己，就必须通过“发明传统”来确立自己跟历史的关系。

而按照林毓生先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书中的基本观点，“五四”以来有一个激进地反传统的现象，这种态度实际上在世界各民族中间不是很多见，像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就没有经历这样激进地破坏自己传统的过程。

凤凰评论《高见》：如果对这些不同提法进行剖析，你觉得“中国的文艺复兴（文化振兴）”与近些年来的“国学热”是什么样的关系？

周宪：如果用历史的观点来看，传统在各个时代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对传统的重视是不够的，所以今天才会出现“国学热”。国学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它确指什么，是有不同看法的。

就我个人看法来讲，文艺复兴研究跟国学没有太多关系，如果说有关系，就是我们重新发明传统并尊重、庚续传统。说“国学热”影响了中国文艺复兴的研究，不如说中国现在正在复兴“古典学”，目前国内有一批人在从事“古典学”研究。

当然，“古典学”并不就直接等于文艺复兴，它还包括之前的希腊、罗马文化甚至中世纪时期文化。人文学科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提得较多，西方就是通过文艺复兴的研究去关注“人”的问题，然后跟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接续上，进而重新考虑现代社会的问题。

二．中国现代化需要理性公民

凤凰评论《高见》：中国文化振兴应该是在中国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问题意识的本土化立足点，是我们的基础性关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官方提法，你觉得研究文艺复兴对当下中国的文化发展有什么作用？

周宪：我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一个工具箱，一个灵感的源泉。

研究文艺复兴实际上是考量传统跟现代跟当下的关系，它已经过去500多年了，我们再去看它，实际上是要怎么去重新确立当下尤其是本土的中国与西方文艺复兴这段历史的联系。

我们跟自己历史的关系也比较复杂，我比较赞赏霍布斯鲍姆的提法“传统的发明”，传统不是一个死东西，不要老是一说到传统就提京剧脸谱，这样就容易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及其传统脸谱化和标签化了，传统需要在新情境中不断地被发明，我们跟传统的关系实际上很复杂，比如今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我们该怎么回顾、怎么联系当下？

凤凰评论《高见》：那你觉得文艺复兴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

周宪：文艺复兴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人”的发现，它重新定义了人性、人道，当时有很重要的思想家提出“德行战胜命运”的概念——命运是可以战胜的，这跟中世纪宗教对于人的命运的设定完全不一样。

如今中国物质、器物甚至制度的现代化，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或者说国人对环境、日常起居的要求都已经实现得很不错了，但人的现代化还相去甚远。西方发达国家关于“人”的现代化的实现正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那时对人、人性、德性、修养和精神世界等很多问题展开了讨论。

凤凰评论《高见》：你觉得中国今后在对“人”的发现方面需要注意什么？

周宪：现代公民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一是权利，一是责任，这可能是中国未来“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我们的网络上普遍缺乏理性，存在一种“网络歇斯底里”和“政治冷淡”。 “网络歇斯底里”是爆发性的，来了一个“钓鱼岛事件”，网络舆论一时全部都进来了，有些网民非常义愤甚至看到日本车就砸。可是这个事件一过去以后，网民马上开始冷淡，不持续关注，他们不会持续、理性地在网络上讨论和关注一个事件，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这个就带来了我们对好多公共事件的看起来是很积极的参与，实际上却是一时兴起式的狂热甚至非理性。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西方理性论辩的传统是经过公共领域特别是文艺公共领域形成的，我们似乎没有这样的传统。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一个理性的公民主体，只有培育出我们的公民理性，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

三．高研院和智库不是高不可攀的地方

凤凰评论《高见》： 你执掌南京大学高研院已经十年了，怎么看待中国大陆高校高研院、智库的发展得失？   

周宪：我十年前向校领导提议创办高研院，当时有这样几个想法。第一，现在的科研考评体制太过苛刻，应该有一个“避风港”，遴选一些有潜力的青年学者，让他们在这个“特区”完成他们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

第二，建构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学术平台，深化学者们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比如法国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Jean Marie Gustave Le Clézio）就是我们高研院的驻院学者，我们也每年都派学者出国访学。

第三，希望搭建一个校级跨学科的研究平台，推进南京大学的“问题导向型”的跨学科研究。我们参照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但还是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办高研院，国情决定了我们做事的方式。

凤凰评论《高见》：南大高研院研究的重点研究领域在哪？你怎么看待高研院选择研究方向的“门槛”问题，其中大部分会都很高大上么？

周宪：南大高研院定位于“人文社会科学”，面很广，有域外汉籍、环境与社会、现代中国公共记忆、性别、媒介文化、城市空间、风险与决策等好几个研究团队。

我们高研院并不完全是一个高大上或者高不可攀的地方，它也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开展一些富有创意的项目，并不是关起门来搞研究。最近，我们启动了两个有趣的项目“南京大学经典悦读计划”和“本科生驻院研究计划”，前者是全校本科生的通识教育项目，鼓励学生阅读经典；后者是让本科生到我们高研院来接受特殊的研究培训，必须跨专业来选导师，我们从全校本科生里面遴选了五十多位同学进驻高研院，参与这个项目，包括勒•克莱齐奥和一些“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内的12位导师参与了此计划。这是一个很有探索性和生长性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