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锦松：2047，香港定位在哪里？

“读懂中国，理解世界”系列访谈之四

11月初，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在京召开。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和21世纪理事会共同主办。参加会议的有40多位世界各国的前政要、战略家和企业界领袖。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藉此推出系列专访，其中就香港各方面的发展与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进行了独家专访。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特约访谈员：于盈

策划统筹：高明勇、刘昱含、熊志

一．香港人现在为什么不满？

凤凰评论《高见》：内地人对香港人的心态近几年来发生了很大转变，从羡慕、追随到觉得香港风光不再，而在近年来香港与内地融合越来越多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矛盾。你觉得在融合过程中，怎样可以减少矛盾？

梁锦松：出现矛盾很可惜，本来香港就是中国领土，文化和祖国是一样的。香港因为历史问题，受到很多西方影响。产生矛盾，有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另外也反映了香港经济社会出现了问题。

全球现在贫富悬殊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现在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掌握的财富和其他99%的人加起来一样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都在印钞票，加上新科技的发展，贫富悬殊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香港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全球贫富悬殊的趋势也避免不了，再加上上届特区政府有七年没卖地，所以现在香港楼价是全球最贵的。有一个调查显示，香港的平均楼价是香港平均工资的16倍。这是不可思议的，世界第二贵的澳大利亚悉尼只有9倍差距。

香港很多人为什么对国内有不同的看法？很多年轻人认为，所有特首都是中央委任的，虽然香港有委员会选举，但最后还是中央委任，而且做的不是很好，所以就把这个不满从某个角度间接投射给中央，其实主要是对香港政府的不满。

凤凰评论《高见》：买楼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没有安身之地、立家之地，很容易对未来非常渺茫，你认为对楼价问题该怎么解决？

梁锦松：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增加土地供应，最近我也提出让全香港讨论一下，这个不光是政府可以单独来做的，应该是整个香港市民来讨论。

在增加土地供应方面，我认为有三方面去考虑。第一，改变土地用途。香港居住用途土地35%，郊野公园用途40%，绿化用途土地10%，这样算有一半土地没人住。如果把40%比例变成居住用地，把郊野公园绿化比例减少一点，香港还是可以保留作为全世界郊野绿化用地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增加5%的居住用地最少可以增加100万人的容量。第二，可以填海造陆。不是填维多利亚港，但在香港岛和大屿山中间、大屿山旁边可以填海。第三，香港建成港珠澳大桥，从珠海到中环才需要一个小时，可以在珠海生活、香港工作。用这三个方面思考如何增加土地，从而把年轻人、或者所有人“上楼”的机会增加。现在大学生工资，平均毕业时一万三千块一个月，如果十年钱存起来，不用交税、也不花费，十年就有一百多万，这是什么概念？在中环连一个停车位都买不上。

刚刚说上楼很困难，但是香港青年还面临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上流”机会很小，香港只有几个行业发展比较快的，比如金融，很多人都想去做金融，但是金融界在香港只能聘用20几万人，在300多万的就业人口里面，还不够10%是做金融的；其他行业工资是偏低的，当年轻人觉得往上流动的机会少时，他们也是不满的。

最后一个是“上位”的问题，他们觉得政府对他们的诉求没有积极回应。

如果“上楼、上流、上位”他们觉得有问题，他们只能“上街”，所以我觉得特区政府应多做一点来解决年轻人的诉求。

二．五十年制度不变到期后，香港定位在哪里？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刚对楼价建议非常好，只有增加土地供应，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你觉得该具体怎么推行？现在感觉香港政治陷入一个泥潭，要推出新政策，有非常大的困难。

梁锦松：我觉得责任是政府的，政府应该跟民众有一个比较坦诚的公开讨论，不要用斗争的心态，而是应用长远的眼光，多些爱和宽恕。

要看长远一点，我最近思考的问题都比较长远，我生活各个方面基本上可以了，但是我现在思考的都是我的孩子未来世界的问题，因为我的孩子最大才12岁，30年之后，他们还愿不愿意、喜不喜欢在香港住，在香港工作？32年之后，基本法赋予香港50年不变的期限就到了，到2047年时，我们在香港是否还能够保有安定、繁荣，保有现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这些情况会怎么样？

我30年前看过一本《历史的教训》，其中有一章讲生物学跟历史的关系，有三个教训。第一、竞争才会创造历史，二、历史是有关选择，你选择什么样的路就影响你以后的发展，三、历史是喜欢数量的，就是人口越多就越影响历史。这位作者是从很长远的文明来看，但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些教训对香港也实用，我们选择做什么，我们要怎样去竞争，香港从长远来讲，最小应该是个一千万人的城市。

凤凰评论《高见》：这个蓝图非常重要，虽然政府要与民众有坦诚的沟通，但坦诚沟通之后，要把大家带到哪里去？我觉得政府需要很清楚阐述，你刚刚说到金融行业只能吸收20万人，香港产业结构很单一，再加上创新不足，能吸纳的人很有限，所以怎么看香港长远的定位？

梁锦松：香港长远的定位，应是为国家聚集人才、聚集钱财的地方，人才是决定一切的。香港是一个非常安全、法治的环境，无论医疗、教育各方面，还是自由环境、低税等，都是很吸引人才居住的地方。我们应该吸引全球人才，不是为香港增加资源，而是创造资源。

香港还应是创新的中心。你现在谈创新，大家不会想到香港。但是如果往北看，深圳是中国最有创新能力的城市，吸引了全中国的创新人才，有好几家世界级的创新企业，这些香港没有。但香港有制度上的优势，有法制，特别是在保护知识产权领域是全球认可的。我们还有几所全球排名比较高的院校。

我觉得香港和深圳应该有一个突破性的合作。如果我们用各种力量，包括政府的政策支持，把限制性条例取消，跟深圳各个方面合作起来，聚集全球人才，香港可以作为创新中心支持国家，也为香港年轻人带来就业机会。

此外，还应把香港在现在金融中心的基础之上，想一想应怎样成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地。中国市场还是全球最大的市场，香港该做的，不光是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还要输出资金。我们国家现在踏入经济全球化，需要跟其他国家接轨，中国很多企业到国外去，可能有水土不服的问题。香港可以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我们用的制度是西方的，香港的一国两制既符合香港市民利益，又符合国家利益。

三．香港教育须更注重青年人能力和品德培养

凤凰评论《高见》：吸引人才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步，但培养本地人才也很重要。我们看到香港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入学竞争都非常激烈，而入学还只是第一步，之后就是被繁忙的功课所绑架，而且最可怕、最可怜的一点，是本地学生寒窗苦读十几年出来竞争力不强。你觉得香港教育有没有新的思路可以改善现状？

梁锦松：你说的是事实，但也不是全面的事实，国外对香港教育的评价还是很高的，特别是香港的几所大学。包括15年前，我推行的教育改革还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毕竟15年过去了，我们要看看要怎样继续往前走。

我现在构思的是，在新的形势、特别是全球化下，学生需要什么样的学问或知识面才能在立足于这个社会。我工作40多年，看到决定很多同事最后成功的，不是他们当年读书读的是什么科目，或是读得有多好，其实决定一个人成功的很多东西都是不能读不能考的能力，创造力、团队精神、领导力、碰到困难时坚持的毅力、赢的时候保持谦卑的能力，最少这五个能力是考试考不出来的。

还有最重要的决定一个人成不成功的，是这个人的品德，如果是很有能力，但是没有品德，可能更贻害人类。香港，包括所有中国人的教育，基本上都是比较注重知识的积累，是应试教育，你考什么我读什么，其他的不理了。所以我觉得注重这些能力跟品德应该怎么培养很重要。

凤凰评论《高见》：对于怎样培养这些能力和品德，你已经有答案了吗？

梁锦松：有一些初步思考的方向，但还没有答案。我现在跟教育界的朋友在谈，下一阶段可能要跟香港的不同群体，包括老师、校长、学生、家长、工商界雇主等去谈，去听取他们的意见，就是往后香港教育应该怎么走下去，才能赋予我们学生这样的能力，才能把他们变成全球化社会需要的人才。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培养本地的年轻人，然后再配合聚集外来人才，共创辉煌。

凤凰评论《高见》：你对下一步有什么规划？媒体对你的下一步非常多猜测，时间也很近了。

梁锦松：我现在很享受目前的工作状态，我已经60多岁了。当然，如果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65岁之前还是青年，那我还是青年。

我是基督教徒，以往六十几年，所有重大的转变，没有一个是我计划的，都是突然之间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不知道这次上帝会安排什么机会给我，我只能说我顺服。

现在我除了做商业工作之外，还有做两个慈善机构的工作，一个是帮助内地扶贫的“小母牛”基金，一个是为香港本地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的“新食堂”，在香港做食物回收，主要服务于老人跟小孩，每天让6000位有需要的人有热饭吃。

我现在的人生目的是：荣神、益人、尽己，荣耀神，做有益于他人、帮助他人的事情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所以做什么工作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达到这三个目的，我的心里有平安，我的下一步也交给神来决定。

“读懂中国、理解世界”系列访谈

附：《吴作栋：中国应学会更好地表达意图》

附：《福山：中国式民主要从法治开始》

附：《陆克文：不能让贸易政策分裂亚洲》

附：《郑永年：南海问题中国别反应过激》

附：《贝格鲁恩：中西交往需要尊重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