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评论 ( 0 ) 2015.11.28 第41期
“读懂中国，理解世界”系列访谈之六
日前，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在京召开。此次会议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和21世纪理事会(贝格鲁恩治理研究会)共同主办。
会议期间，凤凰评论《高见》栏目专访21世纪理事会（贝格鲁恩治理研究会）的创办者、美国资深投资家尼古拉斯·贝格鲁恩。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特约访谈员: 于盈
策划统筹：高明勇、刘昱含、熊志
1、读懂中国，有益世界
凤凰评论《高见》：你期望通过组织这次的“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达成什么目标？
贝格鲁恩：正如会议标题所示，读懂中国就是本次会议的目的。作为世界一份子的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但似乎人们对于中国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特别是对于中国西部。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传统和文化差异巨大的中西方两国都变得这么强大繁荣，所以如果西方不了解中国，将对世界的繁荣昌盛无益。这是理性层面的考量。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传统博大精深，非常值得西方去了解学习。
凤凰评论《高见》：前来参会的国际友人们通过这次会议，对中国增添了怎样的了解？
贝格鲁恩：大家花时间在一起讨论不同的重要话题，谈话内容涉及经济、区域发展、法制等方面，话题很广泛。而中西方的参会者都是级别很高且经验丰富的人，这是很有价值的讨论。因为，自新的领导层执政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两年前，我们举办第一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两年后，能与这个国家的决策者再次进行讨论很有意义。
2、为何中西交往很难尊重差异
凤凰评论《高见》：通过组织这次会议，你为缩小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做出了贡献。你说过政治的背后就是文化，文化即哲学。那么你认为中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异在哪里呢？
贝格鲁恩：如果你不懂对方的文化、哲学，我们就没机会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
我认为东西方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西方是以个体为主；而在东方，在中国直至今天都仍以集体为主。人们的观念就是要让所有人都好才能算好。而在西方，所有的个体都是各自单独努力，去促进对集体的发展。因此，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也驱动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包括政治。
凤凰评论《高见》：那么你建议中美两国政府怎样才能更好地去了解对方根本价值观上的差异，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
贝格鲁恩：我认为有两方面。一、真的花时间来习对方的文化，了解对方的文化和政治体系从何而来。二、尊重双方的差异，因为差异确实存在，早在千百年前就存在。所谓尊重差异，就是即使你不赞同，你也不会强迫对方去改变他们的体系和观念。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就能更好地去专注于重要的和可以合作的事项。不要强调差异，而要强调可以合作的领域。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你觉得要双方政府相互尊重各自的差异这么难呢？为什么美国很难欢迎中国的崛起以及接受其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呢？
贝格鲁恩：首先，相互间的学习和了解不够深入。在西方，每次选举都会产生新的政府，新的执政团体没有与中国长期打交道的经验，对中国的了解也有限，特别是对文化方面的真正了解，这是第一个原因。其次，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别很大。西方人非常意识形态化，而中国，坦白地说，更倾向于理性实践，你们在过去30年来进行了实际的体制改革，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改革是巨大的，而且是在你们不那么意识形态化的状态下做到的。这就是中西方的差异，必须缩小差异。
最后一点，我觉得是人之常情，西方，特别是美国，习惯了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要开始与其他国家分享权力，现在是中国，显然在心理上会有些不舒服，而且问题是具体要怎么做。
其实全世界，包括美国，应该欢迎世界上新兴的另一个大基地，一个消费者，一个观念和文化的贡献者，但这一转变非常非常难。问题是两种文化、两种势力能够同时共存吗，这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是个考验。
凤凰评论《高见》：你对中美两国能和谐共处持乐观态度吗？
贝格鲁恩：我相信人性，相信人的理性在长期来说肯定是起主导作用的。但转型过渡是很难的，改变对人和文化来说都很难，而要处理好这些改变是最难的事情。
3、中西方政治体制比较
凤凰评论《高见》：你在《21世纪的智慧管理》一书中表示，中西双方应相互学习，接受对方在管理方面的最优实践。这在概念上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在现实中，你期望习惯了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们，特别是在选举政治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接受并允许政府加强管理，而专制政府又如何有动机放松管理？
贝格鲁恩：这两方面都是非常难的。这意味着在思想和实践方面的巨大改变，所以坦白来说，这种情况不易发生。西方政府不是说要赋予政府更多的权力，但不应把政府过于政治化，应把政府当作服务组织来看，建设更多的非政治化的公共机构，例如美国的最高法院、中央银行、联邦储备银行等。
而在中国，问题就是你是否有独立于政府的公共机构来服务民众，例如独立的司法机构，我觉得这很难。问题是，人们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财富，但除了经济权力之外，人们是否还有其它需求。很多专制政府当获取经济腾飞后都成功转型了，问题是这会不会在中国发生呢？
凤凰评论《高见》：你认为在中国会发生什么呢？
贝格鲁恩：我认为改革在经济方面会持续，问题是在政治方面是否会有改革。我看到，在经济从国家高度化主导型到更为开放自由的转变中，政府已经感觉到了有控制事态的必要，他们已经加强了管理，内部也是这样，例如反腐，而且政府的权利也加大了。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阶段。十年之后，我相信中国的经济会更加开放和有活力，但政治上会怎样，我不确定。
4. 设立哲学领域诺贝尔奖，奖励思想创新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刚设立了一个100万美元的哲学奖项，同时在贝格鲁恩研究会下又设立了一个文化和哲学中心，因为你说思想很重要。你想要看到、培养怎样的思想？
贝格鲁恩：我们贝格鲁恩研究会相信思想塑造一个人。而中国就是被它的思想和哲学所塑造的，美国也一样的。而思想对社会的塑造有长久的影响。所以设立哲学奖项，是奖励对人类最深层意义上的创新，不只是科技创新，是奖励对人类思想进步作出贡献的人。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奖励作出特别贡献的人，可以是来自西方的或来自东方的。
凤凰评论《高见》：就好像哲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贝格鲁恩：正是，说得非常恰当。
凤凰评论《高见》：你是一个非常跨界的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长大，在投资界获取成功和巨大的财富，设立智库，出书，在艺术界也有很影响力。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
贝格鲁恩：我很幸运，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和学到很多。作为一个人，当你拥有很多财富和被赋予很多时，应该回馈社会。我觉得人很重要的是去改变和适应，现在人的寿命也延长了，可能性更多，我觉得当一个人在某一领域做得很好时，或许可以挑战自己去尝试另一个不同的领域。那这样，一个人的一生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人生阶段，每个阶段都使另一个阶段更精彩，使人生更丰富。对我的人生来说，我有学习的阶段，有实践做的阶段（从商），而现在是通过智库来影响政治和哲学领域，我可以把学和做结合起来，对社会作出贡献。
凤凰评论《高见》：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贝格鲁恩：学习和实践，不要害怕，人生是要拿来体验的，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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