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中国已成被模仿对象

国家如何才能够富强？

为什么有些国家会由盛而衰，而有些国家却能够蒸蒸日上？

大抵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在试图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新华都商学院院长、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的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S. Phelps）教授在他最近一本著作《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制度、科学发明、航海发现并不是缔造国家繁荣的根本原因，相反，渗透到大众草根阶层的创新精神才是经济腾飞的持久动力。

为何菲尔普斯教授认为仅靠创新就可以实现社会的繁荣？

他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这股创新的力量能否推动中国经济再次腾飞？

带着这些问题，凤凰评论专访埃德蒙•菲尔普斯教授。 

访谈嘉宾：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S•Phelps）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新华都商学院院长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特约访谈员：葛羊

一．真正的“繁荣”在于精神层面

凤凰评论《高见》：你是如何理解“繁荣”这个词的，它和“富裕”有什么差异？

埃德蒙•菲尔普斯：简而言之，我是想表达“兴旺发达、蒸蒸日上”的意思，这和“富裕”有一些差别。比如一个人年近退休，生活优渥，我们可以形容他“富裕”，但绝对不会说他“兴旺发达”；相反，一个年轻人，朝气蓬勃，收入每年都在增加，那我们可以说他是“蒸蒸日上”，尤其是他是靠自己的努力、不断投资自己提升价值，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我不讨论因为继承、或者其他非主观原因而造成的个人财富增加。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富裕”更多的是指物质方面，金钱、财富的积累，而“繁荣”的概念更加宽泛，精神层次的自我价值实现和满足也非常重要。我这本书的标题“大繁荣”就是在探讨国家层面的“蒸蒸日上”。

凤凰评论《高见》：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达到蒸蒸日上的“大繁荣”阶段呢？

埃德蒙•菲尔普斯：创新是唯一的办法。我这里的创新和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创新不一样，过去大家理解创新，就是发明创造，必须是几十年、一个世纪才出现一次，包括熊彼特等人也认为是科学家和航海家改变了历史进程，外在的因素推动了国家的繁荣。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大众微小却持久的改进却是更有价值的创新。 

当然，你也许会提出异议：历史教科书上说蒸汽机的发明带来了工业革命，从而推动了英国的经济增长，并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对此我有两点质疑：第一，仅靠蒸汽机，而没有其他的千千万万的发明创造，就真的能够带来工业革命吗？翻开历史，可以在角落里找到很多不被关注、但重要性不亚于蒸汽机的发明，只不过对于媒体和娱乐产业而言，你们需要的是关注度和票房，讲好一个故事就够了；第二，蒸汽机之后，好像再也没有重要的科学发明问世，但这一百多年，全球的经济增速依然突飞猛进，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是众多的创新、微创新在推动世界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

当然，我并没有否认科学发明的重要性，但它并非经济增长、生产力提高的唯一手段。我还要强调的是，科学发明如果仅仅停留在实验室里，而没有产生经济效益或者没有经济价值，那么它不可能称之为“创新”，也不可能带来“大繁荣”。

二．中国已成为被模仿的对象

凤凰评论《高见》：你的观点似乎和中国目前大力推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不谋而合，你如何看待中国版的“大繁荣”？能否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埃德蒙•菲尔普斯：每年我都要来中国很多次，毫不夸张地说，每次来我都能够感受到非常浓郁的创新气息，年轻人和我交谈的话题，大部分都是关于他们的新想法、新念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基础。

这甚至让我回想起我年轻时候野蛮生长的美国，和我在历史书上看到的18世纪的英国，源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中心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提倡创新和个人的自我实现，要高于中世纪盛行的国家主义和传统的价值观，因此也孕育出了广泛的创新。

也是从这个个时候开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实现了人均产出和平均实际工资逐年递增。要知道，在过去的近千年时间，人口不断增长的同时世界经济并没有相应增长。美国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将这个现象称之为“起飞”——进入持续经济增长的轨道。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作变得有意义，是个人实现价值的方式，人可以从中寻找到成就感和激情。这对于经济发展尤为关键。看看中国过去三十年释放的劳动力有多大能力就可以佐证。

中国现在还有很多颇具创新精神的私人企业和创业者，它们的很多产品都很受年轻人欢迎、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鼓励了很多人投身创新和创业。中国的下一步经济增长，就必须有更多的创新公司诞生。

凤凰评论《高见》：但是中国的“山寨”似乎比“创新”更加历史悠久、拥有更深厚的文化土壤，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埃德蒙•菲尔普斯：这正是我接下来要谈的担忧。过去中国更多的是模仿而非创新。美国有很多的创新，有成功的、当然也有失败的，中国直接把成功的创新拿到用，这样的好处是缩短时间、降低失败的风险和成本，可以看到中国追赶世界的速度非常惊人，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但这样会带来两个副作用：第一是，模仿和创新对个体的意义很大不同，创新所产生的自我实现价值是模仿无法比拟的，所产生的回报和社会正效应也是无法比拟的；第二，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赶超别国的落后者，它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成为别人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外部已经无法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创新的灵感，中国接下来要转变成向外输送创新和繁荣的经济体。

三．高房价限制年轻人自由流动

凤凰评论《高见》：那应该怎么做，才能成为“向外输送创新和繁荣的经济体”？ 

埃德蒙•菲尔普斯：要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创新，要把创新的精神贯彻到草根阶层。我觉得中国并不缺乏创新的精神，但它显然只存在于某些行业或者某部分人群，而并没有扩大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是由政府来主导。但创新这件事情如果交给政府是最糟糕的，因为官员们远离市场和实际操作，他们缺乏创新所需要的经验和直觉，保守的性格会让他们错失甚至扼杀很多机会。

凤凰评论《高见》：政府该怎么做？

埃德蒙•菲尔普斯：当然，政府不直接参与“创新”并不代表它就一无是处。它需要建立一个鼓励创新的体制。创新是有风险的，肯定会有失败，政府可以为创新者提供经济上的支援，比如减税、简政放权等，同时打通高校科研机构，甚至是军事研究机构与商业世界的联系，让更多实验室的发明创造转变成有经济效益的创新。美国五角大楼每年的科研经费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军事科研成果转为民用后产生的收益。

第二，中国在吸引人才方面显然乏善可陈。不客气的说，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清华大学，甚至是留美预备营，每年最优秀的学生都赴美留学。改善中国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营造更适合创新人才发展的土壤，是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

第三，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私人企业和创业者身上所迸发的创新激情是国有企业所不具备的。我认为美国和英国如今创新能力大不如前的原因是传统观念的复辟，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保护了落后的产业，并没有容许破坏性创新。尤其是大企业，他们与其花大价钱去做有风险的创新，不如花小钱去国会游说，通过新的政策来保护他们，来遏制后来者的竞争，这个趋势非常不好。而在中国，国有企业的低效、浪费、对资源的过度占有、在某些领域享有的特权都是中国经济增长和鼓励创新的拦路虎。

凤凰评论《高见》：听说你一直是位“租房客”，为什么一直不买房？

埃德蒙•菲尔普斯：买了房子，我就会被禁锢在某一个物理地点，那么如果其他地方出现了更好的机会，我做改变的成本就会增长，我甚至会因为房子而放弃这个机会。我听说了中国的房价非常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年轻人自由流动的可能，让他们倾向于待在某一个地方、做一份安稳的工作。而创新、创业都是高风险的事情，追求安稳导致很多年轻人不敢尝试，这进一步扼杀了大众草根创新、创业的市场。

我还听说在中国年轻人非常愿意去政府部门工作，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年轻人应该尽可能的在创新领域展现自己的想象力，更多的进行自我实现，而不是去程式化的政府部门工作。

凤凰评论《高见》：但是在中国，过去十年房价涨了十倍，作为经济学家，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吗？

埃德蒙•菲尔普斯：的确如此。但是我想接下来十年不可能再涨十倍了，现在投资显然是不划算的。

中国正在进行城镇化，人口的涌入推动了城市的房价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想这时候政府需要进行引导，比如提供更多的房子出租，比如打造更多有活动、有吸引力的城市分散人口，使大家不会都挤向大城市，比如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人可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正如我在《大繁荣》一书里总结的：打造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才能促进了一个国家的创新和大众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