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甘肃省陇西县一所小学68名学生自4月23日出现不适已10天。2日，陇西县首阳镇卫生院和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的诊断均为:群体性癔病症。但至于由什么引起，还有待相关部门的调查。(5月3日《中新网》)

“群体性癔病症”是一个很容易让人闭嘴的说法。只要不死不伤，“癔症”就是不明原因或不便明说原因疾病的“牙防组公章”。好在“癔病”虽然怪异，但终究不是蛊术，还是一种可以被科学验证的症状，起码它是精神障碍，且这些障碍没有器质性基础。那么，陇西68名学生的“癔病”为何令公众深感迷雾重重呢？

最简单的一个悖论:“癔病”虽奇，但总是由强烈的心理应激引起的，比如生活事件、内心冲突或情绪激动等——可是，既然相关事件“由什么引起，还有待相关部门调查”，也就是说，原因都未明，又怎么早早就给其下了“癔病”的判定？其次，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相关技术人员表示，“经过检查，这些孩子的神经系统都好，但淋巴细胞偏高”，从医学常识来说，淋巴细胞偏高，多是人体对外界毒素或病毒入侵的一种自然免疫反应，而“癔病”属于纯粹的心因性精神疾病，怎么会有此般表现？更为关键的是，既然是“癔病”，又怎么可能由正在校园做早操的小学生都闻到一股刺鼻的像“农药”一样的气味引起？

在专家与卫生部门公信力日渐消弭的当下，若不能从科学实证与经验逻辑的层面回答好这些基本问题，群体性“癔病”的诊断恐怕会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话。

“癔病”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公共事件“癔病化”。我们应当还记得2009年著名的“吉林化纤癔病事件”，彼时，对吉林化纤工人“集体中毒”事件的正式叙述也是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群体性癔症”，这也许描述了结局，但未必猜对了开头；今年，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岐石镇坑仔学校小学生在接种乙肝疫苗后46名学生出现自诉“头晕、恶心、乏力”为主的不适症状，疾控等相关部门专家作出的初步回应也是“怀疑是‘心理作用’引起的”……这些心因性“癔病”的结论，挑战了民众的智慧——诡异的是，这之间并不需要辩论与博弈，也不需要对话与沟通。在一些情况下，“癔病”在“癔病化”的危机公关中沦为一块遮羞布。

人吃五谷杂粮，当然会生病，闹出点“癔病”也不是奇怪的事情。但问题是，群体性“癔病”，尤其是其间还掺杂着让人浮想联翩的蛛丝马迹，恐怕更应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将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不然，让好好的“癔病”蒙羞不说，还很可能传染下去，继续成为下一个公共事件的“通关密语”——至于真相的缺失以及由权威失信所发酵的社会情绪，沉淀之后会不会酝酿成一场社会性“癔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