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的第一个亮点，是代表、委员座次的变化，即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大家前后排“轮”着坐。此举看似小事，但极为可贵。笔者曾参会两届十年，对此深有感触。

在大会堂开大会时，历来是一个省(市)2行(到后面或3、4行)，从第一排纵向坐到最后一排。大会堂座位30多排，每排都有桌子，若比早先的电影院，起码是50多排。省长、市长法定坐头排，余下按姓氏笔画，少的在前多的在后，几排几号标在出席证上。姓丁姓于，肯定前三、四排，姓王姓马也过不了七、八排。说来马字是沾了简画的光，若是繁体，十画，肯定坐大后面。我姓何，七画，坐了十年20排。如果姓傅姓濮等笔画多的姓，进会场找座位倒也方便，倒数几排准是。复姓好像亦以头一个字为准。如果俩字加一块算，诸葛亮，20多画，最后一排没跑。

按说坐前坐后一样开会一样行使权力，但实际感觉可大不一样。坐前排，看台上清清楚楚，能认出主席团里谁是谁。坐后面，我视力到现在还是1.5，也只能看个大概。当然，代表、委员是去开会，不是看戏，但同样进大会堂，机会又很有限，谁也愿意坐前面。故此，偶尔无表决、投票议程的大会，就有的代表相互换一下座位，共同分享坐前排的乐趣。再有就是坐前排很容易被电视录上，播出去，家里人看到，也是高兴的事。坐后面，又是男的，服装也没特点，扛摄像机的多是一扫而过，分不大清谁是谁。这回前后排轮着坐，肯定受代表欢迎。又于细微处显出平等与和谐的理念。

关于划票，如今基层代表会投票，多数还是:“同意”就什么都不划。九届人大一开始也是这样。代表提意见说这不利于发扬民主———因为只要你一动笔，就表明不是反对就是弃权。至于说都去别的地方填，会场倒是设了，但两千多代表，人太多，加上1959年建设时可能中国人都比较瘦，座位和桌子间空隙小。现在人胖多了，你要出来，一旁的人就都得站起来让道，不方便，于是就只能在座位上填写。后来划票方法就改了，改成同意你也得动笔(涂方格)，就有效地保护了代表的民主权利。

表决更现代化，按表决器，跟银行按密码一样，三个手指分别放在同意、反对、弃权键上，动哪个，旁人根本看不出来。十年会议表决，像地方举手表决全部赞成的，在记忆中好像从没有过(不排除新代表偶尔按差了)。在这点上，目前基层开人代会大概不会是购置不起设备，估计是不大愿意采用吧。举手表决与按表决器，两者的结果肯定不一样。全国人大会“两高”报告，有一年表决都少了好几百，结果呢?结果是极大地促进了“两高”工作作风的改变，转年赞成票明显增多。若是举手表决，我估计没有几人会当场举手反对或弃权。倒不是不认真行使权力，毕竟场面太大。换在省、市会上谁都认识谁，就更难了。在县里，才百十多代表，你对法院的报告当场举手反对、弃权，等于自报家门。碰上个心胸狭窄的院长，在他这你打官司就甭想赢了。而用表决器就避免这种事，我想今后甭管哪级代表会，有条件都该用。

关于住房。九届人大时，除了省级领导，市以下代表都是两人一个标准间。要说这条件也不错了，咱们过去出差开会都这么住。但人代会时间长，两人住一起实在不方便。1998年一次会议我和位年长者住一房间，他习惯早睡早起，晚上不到十点就要睡。咱哪好意思看书看电视，也只好睡，睡也睡不着，干躺着。二次会议跟一位大队书记同屋，他家在深山，来了酷爱看连续剧，吃完饭就趴在床上看，一直看到没节目拉倒(后半夜)。等到三次会议还和这书记住一屋，这次他对电视没那么热情了，我很高兴。不料两天后他家羊丢了好几只，来电话问咋办。那时手机还未普及，全靠打长途。长途后半夜半价，他就天天后半夜指挥破案，破了好几天羊也没找回来，弄得我好几宿没睡。

这种情况反映上去，后来就变了，到十届人大会议就每人一间了。两张床，一张睡觉，一张摆着各种文件、书刊，极有利于学习、提建议、议案。我带着笔记本电脑还能写稿发邮件，方便得很。不过，很多代表还是觉得人代会会期有点长，如果先在省里集中，连来带去每次都得小20来天。这意见代表在会上都提过。人代会就是发扬民主的场合，会议越开越透明，中外记者自由采访，代表的素质也越来越高，坊间说的吃馒头举拳头早成了历史。今年“两会”又开始了，作为曾经的全国人大代表，我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写出来，也是想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些年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原题：座次、划票、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