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特大杀人案凶犯熊振林上诉，谋求获得‘国庆60周年大赦’”，引发舆论对我国赦免制度的关注。著名法学家高铭暄建议:中央在国庆60年之际实行特赦。高铭暄并非针对“熊振林案件”而言，他指出，特赦制度本为宪法所规定，与打击犯罪并不相悖（据《羊城晚报》）。

高铭暄的话一点也没说错。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年后，中国社会经济、法制、民主、民智、民生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需要持续快速发展之时，倡导“特赦”到底合不合适？有无必要呢？

“特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赦免，其讲求一个“特”字。比如建国初期为了统战工作的需要，曾进行过“特赦”。在改革开放这30年中，中国境内一无战火，二无叛乱，在这样和平的年代里提“特赦”，有何意义?

一提到“特赦”，人们立刻担心，要是犯有强奸、绑架、贪腐、杀人、叛国等一些列恶性重大犯罪的恶性犯罪分子被“特赦”出来，她们到底是感激国家社会、悔过自新、“金盘洗手”多一点呢，还是心存侥幸、重操旧业、继续为祸多一点呢？并且，评判他们在狱中悔过自新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对于某一群体，到底合适不合适。

由于“特赦”具有的标杆作用，因此，“特赦”的对象选择太重要了，太值得考究，一有不慎，可能引发社会舆论对法制社会的种种质疑，甚至出现不良的社会心理，导致对法治关怀本意的误读，进而影响社会风气。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与巨变的历史阶段，广大民众的整体心理承受能力显然还不成熟，社会法制建设也尚不健全，由于对利益的诉求度增加，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解还存在争议，在这个时候提“特赦”，显失公平。

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和社会因利益渴求导致矛盾纠葛较为集中时，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也会在这个时期比较集中地出现，这个时侯提“特赦”，也实非明智之举。

说得现实一点，在国庆六十周年前夕提“特赦”，还不如用这些心血强“法治”，这对推进社会进步，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有着更为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落实《宪法》精神，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建设法治国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诚然，我们离法治还有一段距离。而建设法制政府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法治显得尤为重要。“法治”是什么？粗浅的理解就是，用法来治国，就是要让社会大众对法有敬畏感，不敢越雷池一步。抓好这个，才是固本清源的根本所在。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个社会的运转秩序才会有条不紊。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进行经济建设，经济建设靠什么来保障，那就法制。小平同志说得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只有加强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用法制的手段，为促进经济建设和发展保驾护航，才是彰显民主、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持久发展进步的元动力。

所以，在当今中国，加强“法治”比倡导“特赦”紧要一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