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社论

近日，《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审议通过，将于6月1日施行。这部地方立法令人关注之处是对网络“人肉搜索”现象明确禁止。其中强调，未经允许，擅自散布他人隐私，或在网上提供或公开他人的信息资料，对发布者、传播者等违法行为人，依据程度可给予最多罚款5000元、半年内禁止上网或停机，以及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联网资格的处罚。

由于目下“人肉搜索”风头正盛，甚至入选刚刚发布的“2008年度中国主流媒体社会生活类十大流行语”，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的做法立即引来了网络热议。

就这一立法的取向看，它强调网络信息世界个人隐私同样受法律保护，不因网络的匿名性待征而折损。由于我国法律对何为隐私、隐私权的范围、隐私的保护方式等方面都处理模糊，徐州的地方立法因之显出与时俱进的特性。在保护隐私的法律精神下匡正“人肉搜索”可能带来的个人权益侵犯，这无疑是符合法律精神和私权保护的立法取向。

尽管从“人肉搜索”的成长历程看，先后有“高跟鞋美女虐猫”、“铜须门”婚外情事件、姜岩死亡博客事件、周正龙虎照事件、海事官员猥亵女童事件、南京官员天价香烟事件等诸多历练，其中不乏契合公众舆论监督的典范之作，但“人肉搜索”这种非规范的信息搜集方式，一直都是“双刃剑”。直至姜岩死亡博客事件引发的“人肉搜索第一案”审结，法院判定用“人肉搜索”挖掘个人姓名、住址、电话等个人隐私信息，网站如不能及时删除，将承担侵权责任。“人肉搜索”的生发漫游，最终步入了法律规范的视野之中。

然而，尽管接受法律规范是“人肉搜索”的必然趋势，但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与其说是要表明立法保护网络个人隐私之势在必行，不如说是表明构建“人肉搜索”一类的公众监督渠道更加迫切。而这是事实上并不矛盾的两个问题，完全可以分头解决。一方面是私人领域的个人隐私权亟待保护，在私权保护意识仍属虚弱的当下，以立法推进网络平台的私权保护，自然值得鼓励；另一方面，是公共领域的信息公开亟待推进，在公共权力监督仍不充分的当下，“人肉搜索反腐”展现的公众监督热情，自然同样弥足珍贵。

因此，“人肉搜索”存废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是公私领域两个相关却不同的议题。两个原本独立的论题，所以会由“人肉搜索”这样的现象聚合发酵，其前提正是因为我国公私领域的信息立法存在历史欠账。

一方面，在个人隐私信息保护这样的私权领域，我国迄今还没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出台，现行法律是通过名誉权涵盖隐私权，来对其采取间接保护。另一方面，公共领域的信息公开近年虽有不少进展，但在涉及官员个人的财产申报制度等方面，一直未能有效建立起来。公众要获知公职人员的真实信息，履行公众监督之责，依然存在困难。这正是网络“人肉搜索”成为公众反腐手段的原因所在。

如此看来，徐州地方立法虽意不在限制公众监督，但“人肉搜索”遭遇的立法阻击，很可能激起公众对于舆论监督与公共参与无力的担忧。在未能建立有效的参与渠道，疏导公众对于公共领域的监督热情之前，这种公众的忧虑值得深思和理解。在此意义上，“人肉搜索”只是一个药引，它所揭示的公私领域的重大论题，都有待更加精准的制度努力正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