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某一种意义上，金融市场和家庭之间有一种互相竞争的关系，或者说互相替代的关系。一旦市场更发达，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都会发现依赖金融市场来实现个人生活，比依靠子女这种人格化的经济交易来达到目的远远更好。正因为这样，在唐宋和明清，以及现在，每次中国市场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市场明显可以挑战或替代原来的家庭、家族所实现的利益交换功能。所以现在又出现文化大讨论，我一点也不奇怪。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一次文化的大讨论，如果还是像唐宋和明清得出的结论一样，仍然是重新回到儒家的名分等级秩序，以此建立和恢复社会的诚信体系、家庭体系，在我看来更多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现实中很难实现。我们现在恰恰应该重新定位中国的家庭，把以感情交流作为中国家庭的最主要的目的和定位。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可以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和年长有家庭的人，把更多的时间和自己的子女、妻子、丈夫多一些交流，增加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的了解和感情的深度，而不只是像原来那样，因为她是我的女儿、他是我的儿子，所以必须要服从我。

现场提问:陈教授，刚才听了您的讲座，打开了新的视角。但您把养儿子比作买股票，这是不是降低了人的价值和意义？还有，您觉得人原来是父母的奴隶、领导的奴隶，现在市场化后，难道人就不是市场的奴隶、金钱的奴隶了吗？从家庭到市场这个转变人都摆脱不了奴隶的命运。

陈志武:谢谢，你讲的这几个观点都很好。从家庭转变到市场，由市场来实现经济交易功能，同时把经济交易功能从家庭解放出来，这是升华还是退步？在座的朋友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这是一个进步。本来人的生产能力、收入水平很低时，迫不得已，通过结婚成立家庭来实现本来可以由市场来取代的人际交易功能，现在让家庭的感情交流真正被解放出来，把感情提升到新的高度，难道这不是进步吗？市场交易最好的地方在于，它是一槌子买卖，你向银行付完了利息和本金之后，和它就没有关系了，而如果我的兄弟以前帮助过我，这个债是一辈子都还不清的，永远没有了结的时候。这是很大的负担，是一种非常低效的安排，所以我更喜欢更干脆的，利益交换完之后就了结了。

做市场的奴隶还是父母的奴隶，这有本质的差别。差别就在于自由选择权。你可以选择做房奴，去买超过你的经济能力的房子，你也可以选择不买房子。市场化就可以让你有很多的选择，我在北京就选择租房子。人类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每一个人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充实，也应该为自己的责任负责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选择不接受这些责任。相比之下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你的婚姻、住房、工作等等，都只能和某几个人打交道，那就没有任何选择的空间了。市场化提供了多种选择，如果我们自己不负责任地做一些选择，那当然会使自己变成一个奴隶。只要是有选择权而做的交易，就谈不上奴隶、压迫，因为你可以选择不接受。

现场提问:陈教授一直在强调金融市场化的情况下儒家孝道文化即将终结，但我们又在强调要弘扬我国的一些传统文化，那我们应该怎样在金融市场全球化的趋势下继承我国的传统优秀民族文化呢？

陈志武: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儒家孝道文化的终结与中国金融业的兴起，这种此消彼长，不一定是已经完成，而是正在发生的过程，至于哪一天实现，我也不知道。其实，所谓的中国文化，也是一直在变化。蒋庆等人说要完全保留中国文化的一致性，我就在想过去两千年里中国文化就没有真正一致过，比如说宋朝对儒家文化的修正和补充，在很多方面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改变。我认为这一次社会的演变，原来刚性的三纲五常等价值体系，会逐渐被放弃。个人自由、民主、法治等等，都是和儒家的名分等级的主张完全相反的。很多新儒家提出的说法，出发点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西方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追求的是更好的生活，是人生阅历更加充实，而不是为了跟人家某方面而去不一样。我也相信更大多数中国的人也是更在乎生活得更好，而不是太在乎为了和西方不一样而去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