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若渔

所谓穷人，不在于穷而在于不被抛弃。穷人也没有偷窃的权利，但他们却有免于贫困的权利。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能做到人人都安居乐业，也就不会有犯罪，也就不会有我们在贫穷和犯罪之间的道德悖论。

郑州一中年女子偷肉被抓，看见记者拍照就以头撞墙，她说儿子正上高中，怕儿子看见了以后没法生活。而她偷肉的原因，也是为了能让儿子有肉吃。他们已经两个月没吃过肉了，但又不舍得买，唯有出此下策。(《河南商报》7月11日)

一位偷肉的母亲，为了儿子她似乎甘愿做任何事情，甚至是不合法不道德的事情。那么，她到底是一个小偷，还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回答这个问题无疑是艰难的，我们既无法斩钉截铁说她是小偷，也无法理直气壮说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法律在母性面前丧失了权威，一如母性以爱之名越过了道德的边界从而丧失尊严。

法律的价值是不能随便被抛弃的，母性的光辉也是遮蔽不了的。当左手拿着法律的文书裁定母亲有罪，右手又以母爱之名把其保护起来，我们的价值观已经被撕裂成两半。这种万难的选择，一方面说明法律的价值即使多么不容辩驳，也绝难覆盖母性的价值；同时也说明，当柔弱、温存的母性被珍视、被感染、被同情到泪眼婆娑时，我们的良心已经寸步难行。看着郑州这位偷肉的母亲，就像看着自己犯错的妈妈，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

网上5000多条的留言说明了一切:这位母亲犯了盗窃罪，但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耐人寻味的是，在同情理解之外，网友们几乎众口一词指向了反思:是怎样的无奈和贫困让这名母亲出此下策？这种引申的反思，把一位母亲的偷窃行为植入社会背景之中，暗示了困顿的生存环境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和推波助澜的角色。显然，这是网友基于一种朴素的道义感在为这名母亲作辩护。

因为穷，所以偷，所以值得被原谅。这种逻辑自然经不起推敲，但其中对贫穷的那份感同身受的怜悯之心，却是这个社会的福气。而且，从生存境遇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卑微的个体出发看待社会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公民意识和济世情怀成长的见证。对此，我们并不能因其“偏颇”而看淡其价值。

1935年，时任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曾在纽约贫民区的一个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庭审。偷面包的是一位老太太。在法官问老太太是否愿意认罪时，老太太嗫嚅着回答:“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要知道，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法官裁定:“我必须秉公执法，你可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是10天的拘役。”10美元的罚金绝非这位穷苦老太太所能缴纳的，因此她只能“选择”拘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审判结束后，身为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从旁听席上站起身，脱下自己的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面向旁听席上的人说:“现在，请每个人另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我们为自己的冷漠所付的费用，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社区。”在场的每个人都默默捐出50美分。

这是一位网友举的一个例子，让人感动也让人深思。其揭示了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所谓穷人，不在于穷而在于不被抛弃。穷人也没有偷窃的权利，但他们却有免于贫困的权利。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能做到让人人都安居乐业，也就不会有犯罪，也就不会有我们在贫穷和犯罪之间的道德悖论。我们自然一时还无法消灭贫穷，但我们是否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呢？也就是说，比消灭贫穷更重要的是要让穷人看到希望，只有政府部门有为了这种希望去“撞墙”的劲头，才不会有一个母亲为了儿子去“撞墙”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