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清华大学教授

（节选自:《中国的人心与文化》出版座谈会全部整理稿）

“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我觉得问题不大。如果说这是伪善，那么这是社会非常可贵的一种机制。这一制度的长处恰恰就在于，它可以依靠一种权力制约，使得很多哪怕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而只能做高尚的事。

在中国，所谓儒家的虚伪（“伪善”）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法家提倡的虚伪其实就是一种“伪恶”，强迫所有人都作恶，才真正是非常要命的。

高度自由的社会同样有伪善

中国的儒家，既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坏。儒家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中国人说说而已，并不是做的。人们经常做的要么就是法家的那套，要么就是道家的那套，像犬儒主义。

很多人都讲中国文化很虚伪，“五四”的时候，大家都骂伪道学、伪君子，所以有些人就非常乐意以真小人来标榜，的确显示出所谓反对虚伪的一种心理。

其实，我觉得虚伪很难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所谓虚伪，无非就是———最经典的一个表述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与其说虚伪是跟文化有关系，不如说就是跟敢不敢讲的文化氛围有关系。我们看到神权专制的时代，基督教也是很虚伪的。老实说，如果有一种环境是使人不能说真话、只能说假话，那不管是什么文化下，人都会变得很虚伪。如果是正常的社会，虚伪当然可以减少一些，但是这只是“虚伪”的一个层面。

另一个层面，即使是高度自由的社会，仍然有虚伪的一面。因为不管是人，就连动物都是具有表演欲望的，人们总希望别人看到的自己，比实际上的自己要更好，就连孔雀都还会开屏。所以虚伪有时候也变为一种权利———隐私权，我们就假定真实的东西有权利不让人知道，我们有权利让人只知道好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叫做虚伪，而且这种虚伪到底在哪种文化中最发达，也的确很难说，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包括一切化妆、整容，本来你没那么漂亮，要搞得那么漂亮，本来没有那么高尚，你要让人觉得你那么高尚，这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虚伪。

但是我觉得同样是虚伪，有两种很大的不同。我们通常讲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其实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我刚才讲到“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大家知道，肚子并不是思维的器官，实际上是一脑子男盗女娼，但是这“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脑子男盗女娼”，真的有那么严重吗？老实说，如果不好的想法仅仅是存在于脑子里头，我觉得问题不大。第一，你脑子里是不是男盗女娼，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根本是没法度量的东西。第二，即使真有些不好的念头，如果仅仅是念头的话，那也不会给社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我们经常讲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满嘴的仁义道德，成天做男盗女娼”，这问题就比较大了。因为这就不光是念头的问题，而是行为了。一个社会真正很糟糕的现象，是很多人满嘴的仁义道德，却成天做男盗女娼。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对于有些人，实际上内心不见得就有那么高尚，但是在有一些情况下，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就不能做那些太糟糕的事情，而只能做那些比较好的事情。也就是说这种社会会提供“伪善”的环境，使得很多人哪怕心里并不那么善，但是也必须做一些善事，而不能做恶事。我觉得这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些社会里，很多人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圣洁，也很难说。比如民主制度下，其实有一些人是很虚伪的。政客整天讲冠冕堂皇的话，但实际上他们的真实生活或真实想法未必如此。我觉得这个现象一点也不奇怪。而且我觉得，这一制度的长处恰恰就在于，它可以依靠一种权力制约，依靠一种保障民权的措施，使得很多哪怕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而只能做高尚的事。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有人说是伪善，这其实以前已经有人指出过，如果说这是伪善，那么这是社会非常可贵的一种机制。而且这种“伪善”和“真善”之间，也没有截然的界线。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环境，使内心比较邪恶的人也不能不伪善，而且必须一直伪善下去，他一作恶马上就被人抓住，久而久之，这个伪善成为一种习惯，也就成了真善了。所以说，其实伪善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功能，因为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是圣人，而且往往都假设任何人都是不完善的，而且也有权力不完善，我们也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做圣人，但是我们要求的是每个人的行为必须要受到制约，尤其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更是需要受到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