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围绕“藏独”问题和奥运火炬传递的冲突，不仅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深刻的文化问题。西藏“314事件”之后，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政要联系西藏事件和北京奥运做文章，奥运圣火传递在伦敦、巴黎、旧金山等地受干扰，部分西方媒体屡有歪曲事实的报道和侮辱中国人的言论，这种种海内外中国人感受到的风波，既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复兴进程的一种政治反应，同时也显示西方和中国对汉藏关系、民族—国家模式等问题的理解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
西方民族主义视野中的西藏问题
当代最重要的民族主义研究者(比如佩里安德森、霍布斯鲍姆、帕尔塔查特吉等)大都认为，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的产物。只要今天的国际体系的基础仍然是民族国家，每个国家必然会有自己的民族主义。不先把民族国家给去掉，不可能去除民族主义。不过今天大概很难看到这样的前景，因此还不如首先去了解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
最近笔者曾就西藏问题与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汪晖有过一次长谈。他曾多次去藏区调查。他的四卷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深入解释了中国如何从“中华帝国”转化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因为以前的历史传统，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又有哪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书中指出，在处理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中国和西方有非常不一样的传统。
汪晖认为，今天很多西方人支持西藏独立，除了现实政治原因之外，与西方人的民族主义知识有非常深刻的关联。民族主义的一个源头就是17世纪以来的西欧民族国家。这些主权国家的基础，是从神圣罗马帝国分裂出来的相对单一民族的君主国。基于这样的历史，欧洲的民族主义知识主要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明的民族，应该建立一个国家，不要和其他有独特文明的民族混在一起。这后来也是西方最主要的民族主义知识。
早些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对欧洲东方学、尤其是阿拉伯研究做了深入分析，但没有涉及欧洲东方学中的藏学问题。事实上，欧洲藏学也同样包含了东方主义的逻辑。东方主义一方面将其他文明看作是自己的他者，另一方面又按照自身的逻辑重构其他文明的形象。在这种东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知识框架下，拥有独特文明的族群不可能与其他文明和族群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他们对政治共同体的理解其实深深地植根于民族主义知识内部。这种文明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知识，无法理解亚洲地区复杂的族群关系，也无法理解完全不同于欧洲民族主义的内外关系。这是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和西藏应该分为不同国家的主要理由。
另一方面，支持“藏独”的西方人当中，有相当部分其实是在道义上同情弱小民族、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也了解，近代中国的民族矛盾和内外关系深受殖民主义历史的影响，而西藏问题与殖民主义历史、与冷战时代西方的对华战略也有深刻的关系。但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潮流中也难以发出独立的声音？汪晖认为，这多少也说明他们并没有形成区别于欧洲民族主义知识的深入思考。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并未提供解决中国民族关系问题的建设性思考。由于缺少对中国的历史关系和传统的具体深入的理解，像民族区域自治这种不同于多元民族国家模型的独特制度，很难得到他们的理解。
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将以往帝国的地域、人口、文化和政治统一保留下来的主权国家，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一直都是难以理解的“例外”。按照西方建立民族国家的逻辑，中华帝国或者现在的中国应该裂解为不同民族分别建立的多个民族国家。其实，如果一个人访问过中国的西南地区，亲身体验过多族群共存、融合并保持着各自的民族特性的现实，这种族裔民族主义的信念就会受到深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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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铭
编辑：
彭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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