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困惑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史中的“例外”，靠的是与西方大不一样的制度文化传统。汪晖认为，以中国文明为中心的亚洲区域，在向现代国家转型之前，并不是简单的现代国家关系，也不存在西欧式的简单的内外区分问题。中国历史上存在一套多元性的制度模式，对夷夏内外没有绝对区分，这些模式使得不同的族群能够长期共存。在从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大转变过程中，这种各个民族长期交融的历史，不仅提供了一些特别的制度思路，而且意味着多民族混杂相处的基本民情。

要在这种多民族混杂相处的传统和民情中切分不同民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晚清革命家章炳麟在民国建立之前曾受欧洲民族主义知识影响，主张将满清驱除出中国，建立一个汉民族国家，并且试图到古代文献中寻找一个纯粹的汉民族，找来找去，发现都是和其他民族混在一起的。

辞世不久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则在为少数民族撰写历史的过程中遭遇了类似的尴尬。他在1999年底写就的《简述我的民族研究与思考》中提到，1950年代中央曾组织编写55个少数民族的简史，每个民族一本，但是写来写去执笔人都感到很困惑，如果撇开汉族，以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为中心来编写它的历史，都很难周全。1960年代初期，许多学者呼吁着重研究“民族关系”，认为中国历史研究不适合从一个个民族来入手。但是费孝通对这种补救分族写志的办法还是不满意，但是他又一直反感以汉族为中心来写历史，真可谓左右为难。

后来费孝通为这个问题整整思考了20余年，到198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时候，初步走出了困惑，提出中华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各得其所，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认同体。尽管我们在语言中都用“民族”这同一个名词，但它可以指不同层次的实体。他认为，中华民族并不是56个民族的总称，而是中国境内56个民族这个总体，因为这56个民族已经结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中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在这个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汉族是把多元凝聚为一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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