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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挂牌成立，被认为是中国廉政建设由被动反腐向主动防腐的标志性转变。必须承认，中国的廉政建设从来都是“打防并举”———翻翻历年中纪委或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加强腐败预防工作从来都是其中着意强调的一项重要工作，而非制度缺失。只是以往的预防腐败多注重思考道德教育，而或多或少忽视了技术手段。这种观念一直到近年来，才有了一些改变。
据多家媒体报道，珠海市本月初推出的财政预算单位公务卡，已实现财政支付系统与工商银行系统顺利连接，首批30个市直属财政预算单位的公务消费支出，将从10月1日起正式改用公务卡办理结算。到2008年1月1日，公务卡将在全市直属的近300家预算单位全面推广。
在公务领域推行刷卡消费来预防腐败其实并非珠海的首创。早在200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等9部委在一份《意见》中就明确提出，要“鼓励推广公务卡”。今年7月，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又联合印发了《中央预算单位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计划到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公务卡制度。作为先行者，上海、天津、重庆以及江苏、浙江、四川、山东等省份的一些城市推行这一制度已有一段时间。实践证明，公务卡对提高公务消费的透明度，进而在源头防治腐败上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对预算单位财务状况的管理。但毋庸讳言，由于公务卡制度本身尚待完善，又缺乏与之匹配的公开与监督机制，其效果仍然难以令公众满意。
从公务支付和报销的细节上观察，以往现金支付方式的常见腐败形式，是多开、虚开甚至滥开发票报销。推行公务卡刷卡消费之后，虚开发票报销还得与公务卡刷卡信息保持一致，这确实为腐败分子的假报账、多报账行为增加难度。但这也仅仅是为腐败多安置了一道障碍而已，商家基于自利的追求，通常会顺应公务人员的要求，积极提供刷卡上的方便。因此，我们还需要有相应的机制对商家弄虚作假的行为进行制约。比如公务卡消费信息能否与当地的工商、税务等信息实现互通，以发现其中的猫腻。而更关键的是，对于虚报、多报公务消费的公务人员，依刑法应按贪污定罪量刑。事实上，我们在这一领域还缺乏“零容忍”的反腐精神，一些贪污腐败行为未被查处或很少被查处的事实，反过来刺激了公务人员假报销之名行贪污之实。
公务卡借用了银行卡这一新兴的金融支付工具，从技术层面进行预防腐败制度建设也确实应予认可，并值得鼓励。但反腐固然需要及时引入科技手段，更应辅之以科学的民主制度设计。科技与民主一个都不能少。在民主防腐上，人类社会已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至今仍体现在各国的廉政建设中，也应为我们的制度所吸取。
公务消费腐败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权力的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必须以权力来制约权力，以权利来制约权力，使公务员在进行公务消费时的绝对权力变成一种相对的权力、无法腐败的权力。要真正实现公务消费的廉洁，除了公务卡，我们还急需打造一个真正对公众透明的现代公共财政制度———而不是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透明或预算单位对财政部门透明。既然公务卡的好处在于信息收集及统计的便利，有关部门就应该制定具体的公务消费情况公开的措施，在每一个财政月份详尽公布公务消费的相关数据。这些公务消费信息属于公共信息的一部分，理应供公众自由查阅，供媒体摘抄报道，供舆论批评审议。
当公众可以清晰地知道公务员的每一笔住宿花费、用餐花费、迎来送往的招待花费以及种种公务消费的详细金额和去向时，也许我们才能说，我们在公务消费的廉政建设上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成果。
文本来源：北京青年报
贪腐治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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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琳
编辑：
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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