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奕敏  浙江省温岭市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民主，无疑是个好东西；而从当今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条件来看，基层民主更是个好东西。正因如此，当今社会才有了基层民主化与民主基层化这两种耐人寻味的政治现象。

基层，远离权力核心，是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架构的底端和边缘，在基层的政治层面作一些改动和革新，是不会伤筋动骨的，于国家政体无涉，于执政权力无碍，此所谓脚趾头动个小手术伤不及内脏。因此，在基层作一些民主的改革探索，风险少、成本低、难度小、成效大，而且直接面对群众，更容易使群众感受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成就，即使改革出了点偏差或者问题，也能够随叫随停。于是，大家都喜欢基层民主，即便是那些对民主十分谨慎或者认为民主是个坏东西或者对民主怀有叶公好龙式心态的人们，都会对基层民主给予理解甚至欣然接受。于是，各地大行基层民主之道，基层民主改革也此起彼伏，方兴未艾。于是，也就有了基层的民主化。

纵观近几年各地基层民主的改革和创新，明显地呈现出几个特点或趋势：

其一，从乡村民主到城镇民主。

在人们通常的政治思维中，基层民主的边界往往被限定在农村的村民自治、城市社区的居民自治以及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狭小的空间内，其中的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更是被各界所津津乐道。这些被划定在有限圈子内的基层民主，政治学界称之为“草根民主”。“草根民主”是个十分形象的用词，虽源自于西方，却合乎中国国情。草根是自生自灭的，而其生命力又是极其顽强的，因为“草根”缺乏足够的民主养分，所以它的生长极其艰难、极其缓慢，而且常常被外力所损伤或扭曲。但是，最近几年，某些地方由于具有民主的自觉和创新意识的基层干部的推动和探索，民主的“草根”开始进入了新的生长周期，由村、社区的自治组织递进到乡镇政府，由村民、居民自治递进到政府治理。1998年12月31日，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进行了乡长直接选举的试验；其后，又有了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的镇长直接选举、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制度、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的“小城镇公益事业民营化”、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的“实事工程”，等等。基层民主由村、社区自治组织到乡镇政府的“升级”，大大拓展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生长空间。

其二，从选举民主到协商民主。

今年7月，上海市某高校组织了一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路径：选举与协商”学术研讨会。其实，这个研讨会的主题已经揭示了主办者对于当今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然而与会的多数学者似乎对选举民主情有独钟，对协商民主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推动力则表示怀疑甚至否定。有学者断言，在代议制民主还没有高度发达之前，协商民主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怀疑是基于学者们对选举民主的价值认同，因为他们认为选举才是民主的核心。所以，自从四川步云乡的乡长直选以来，选举问题一直是学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2004年4月，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下属的7个乡镇试行选民直接推举乡镇长候选人、直接选举乡镇长制度，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乡镇长直选试验。可是，无论是9年前的步云乡还是现在的石屏县，其乡镇长直选同属违宪。

因此，在现有的宪法和制度环境里，基层乡镇的直接民主选举只能是试验，它是不可复制的，更没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这样，协商民主就可能是我国发展民主政治的一条现实路径。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作为一种新的民主治理模式，协商民主是为了修补和矫正以竞争为主要方式的代议制民主的缺失。因此，西方的协商民主制度是以竞争性代议民主的充分发育为前置条件的，但我们不能以此对协商民主作教条式的解读。在我国移植协商民主制度，其意义不仅仅是因为协商民主契合我国的政治架构、民主实践和传统政治文化，更是由于协商民主有助于培育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适应民主社会的生活方式，而后者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因果关系是可以互换的，协商民主可以催生和发展竞争性代议制民主，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是有可能走出一条先协商后选举的民主之路的。事实上，在基层具体的民主实践中，我国已经出现了土生土长的协商民主模式，那就是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产生于1999年的温岭“民主恳谈”，经过8年时间的不断探索和完善，已经由当初群众与政府平等对话的一种新的方式和机制，发展成为以公民参与为基础的对公共事务作出决策选择的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模式，这就是当前我国最为典型最为成功的协商民主理论的实践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