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的最后说：“有两种事物，我们越是经常、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已的惊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星空”这个词具有某种符号性质，它代表宇宙中那些令人敬畏的、超越俗世的、神秘而高蹈的命题，远及生命与宇宙的神秘，近关人类的道德与社会的秩序。模糊一点讲，“星空”是指那些与个人社会生活不直接相关的内容，仰望“星空”指的是更纯粹的灵魂生活，这种灵魂生活几乎完全属于个人内心的范畴。但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这样微妙，个人最隐秘的灵魂生活却是人类集体意识的源泉，而且也是社会文化演进与制度变革的内在要素。就是说，只有个人的灵魂生活趋于纯粹、真诚、深入，整个民族才有持续进步的可能，才可能有长远健康的前景－－“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

温家宝对大学生的寄望，几个月之内重申了两次，它不是风花雪月，而是有针对性的。它所针对的是当下中国的“星空冷漠”。如今的大学生、年轻一代甚至整个民族，都表现出对宏大与抽象命题的冷漠：不论是国家的民主进程，还是世界和平的局势；不论是大自然的奥秘、还是人的深邃内心，都被认为与己无干，不值得关心。这些话题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甚至也被人们谈论，但是多半那些信息都被八卦化，成为人们娱乐消遣的一部分。这个判断可能有些笼统，中国当然有人在仰望“星空”，只是数量可能太少了，而且这些人几乎一定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他们自动沉默、很难被识别，甚嚣尘上的都是功利而“务实”的声音。

不久前，美国《时代》周刊做了一个专题描述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并将他们称为“我一代”。在杂志封面上有这样一行字：“忘记民主。中国二十多岁的人忙着享受生活，无暇顾及政治。”这个结论出自美国人的视角，中国人可能无法完全认同。比如说，许多中国的年轻人，实际上是在忙着经营自己的生活，还无法从容地享受生活。但是另外一半结论，忘记民主以及无暇顾及政治，却是中国人的普遍状态，我们自己也深有同感。很多人将这种普遍的政治冷漠归结为历史的创伤，但其实历史的伤痛记忆并没有传递下来，新一代年轻人的政治冷漠，更主要的原因是环境不鼓励。一个几乎不需要论证的事实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年轻人对政治的正常热情，严肃诚恳地关心政治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由于现实规则的阻碍，人们的激情不能有效地转换为理性的思考与行动，而被扭曲为愤怒和仇恨的空洞发泄。

上世纪80年代，龙应台说，台湾的年轻人是“不会闹事的一代”，因为当时台湾的教育强调的是“乖”，孩子们既不能独立思考，也没有价值判断，自然不会闹事。现在的中国社会，在学校教育中存在完全相同的问题。同时，社会作为一所更大的学校，它以自己严酷的奖惩机制分配了人们的注意力和兴奋点，它所塑造出来的便是这样的人群：专心赚钱、享受个人空间、回避面对或反抗环境的不合理束缚、不去处理内心对真理和正义的本能向往……“我一代”好像已经解决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烦恼，呈现出可疑的轻松、快乐甚至美好。

政治冷漠只是“星空冷漠”的一部分。理想地说，一个时而仰望“星空”的人，一个留存一份灵魂生活的人，一个关注更广阔的人世和更深邃的宇宙的人，才算是一个完整、健康的人。这样的人的生活，才真正值得去过；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才会持续地创造美好、拥有美好。但是，目前我们的社会将人塑造成了另一个样子。我们的民族当然需要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而那些渴望灵魂自由的人，则需要这个民族的集体价值和这个国家的制度激励才能够拥抱“星空”。

文本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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