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2日《环球时报》发表了我写的《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一文，引起了讨论(参见本报1429、1439、1445、1465期11版)。参加讨论的作者们都认为，增强我国软实力已经是我国实力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但大家对政治和文化两个实力要素在软实力中的作用看法不一。争论最多的问题是政治和文化两个实力要素在软实力中的关系是什么。为此，我谈一下管窥之见。

区分政治实力与文化实力的不同，才能理解两者的不同作用

有人认为区分软实力中的“政治实力”与“文化实力”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各种实力要素是相互渗透的，软实力甚至是可以渗透到硬实力中去的。实力要素相互渗透是客观事实，否则人们就不会认为国家的综合国力由软实力和硬实力构成，也不会认为软实力由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构成。然而，当我们要理解这些不同实力要素起什么作用时，我们只能对它们进行分别观察，否则就无法了解它们的作用。这如同，桥桩是由钢筋和混凝土构成的，要了解一个桥桩为什么不坚固，我们必须分别观察是钢筋的问题还是混凝土的问题，如果不加以区分，我们就不知如何改进。其实，反对区分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的人，自己也下意识地作了区分，提出增强软实力的重点是文化实力而不是政治实力的看法，然而，不区分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是无法提出这种看法的。

政治实力是指国家运用其全部资源的操作能力，而文化实力是指可以被国家运用的文化资源。例如，在联合国的投票权是政治实力而不是文化实力，中国的功夫片是文化资源而不是政治资源。如果不区分两者，把它们说成是一回事，我们就会失去增强我国软实力的方向。有人认为，增强中国软实力从政治实力入手和从文化实力入手都非常有道理。这种判断，如同说提高某学生的成绩从端正其学习态度和改进其学习方法都有道理一样。而实际上，针对一个具体学生，肯定是一个方面为主、另一个方面为辅。对认真学习而成绩不高的学生，需要的是改进其学习方法，对不想学习的学生则需要端正其学习态度，因为对于不想学习的人怎么改进学习方法都没意义。认为从政治和文化何者入手提高中国软实力都一样的人，将中国的软实力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类，并明确前者指危机预测能力和危机规避能力，后者指危机应对能力和政治公关能力。然而，这四种能力都是操作层面的政治实力而非文化实力。可见，还是提高政治实力是中国增强软实力的当务之急，而非从政治或文化入手都一样。

自然语言中有“政治”和“文化”两个概念，是因为人们体会到“政治”与“文化”的不同。要观察政治和文化的区别，人们只能在控制住一方不变的情况下才能观察另一方的变化。例如。在1949年中国文化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上台执政，于是，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从民族主义变为共产主义。这样观察社会我们就能看清意识形态是政治而不是文化。如果不这样做，就难免误将政治实力当作文化实力。例如，有人以1991年苏联的意识形态吸引力下降为由，论证苏联1991年的文化实力不如1951年的文化实力。这就是不区分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的结果，因为意识形态是政治范畴而不是文化范畴。这个例子恰好证明1991年苏联的政治实力小于1951年，而不能证明其文化实力小于1951年。还有人想论证文化实力比政治实力重要时说，1978年后中国文化实力提高的原因是政府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策。这个例子也恰恰证明了1978年后中国软实力的提高靠的是改变政治政策而非文化发展。

明确政治实力与文化实力的性质区别，才能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人用做饭来比喻政治实力与文化实力的关系，前者指做饭能力，后者指粮食，结论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种比喻显然比不区分政治实力与文化实力性质有了很大进步，而且这个比喻也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操作能力与资源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个比喻尚欠精准。政治实力不仅具有运用文化的作用，而且有引导和发展文化的功能。我曾把政治实力比作农民的种地能力，把科技知识比作文化实力。现在看来将文化实力比作土壤更接近两者之间的实际关系。

认识政治实力与文化实力的关系需要依据事实，而不能根据个人的常识。个人的常识往往是不可靠的，无法用作科学分析的依据。在地心说时期，太阳围着地球转是常识，但这一常识并非事实。有人根据个人的常识，认为农民没有科学知识就种不了地。然而，事实是几千年前，人们没有科学知识照样刀耕火种地。科学知识要被农民使用，才能提高一国的农业能力，如果农民没有种地能力，科学知识本身是形不成农业生产力的。还有人以中华文化在文革时期没有降为零为理由，论证中华文化在文革期间支撑了我国的外交工作。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国家的地方，文化就不可能为零。文革期间，中华传统文化的存在，不能证明我国的对外政策不是由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主导的。文革开始前，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共处，文革开始后中国外交政策是“反帝反修”，现在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促进和谐世界”。对三个时期进行比较，人们就能看到中华文化积极成分对文革时期的外交工作影响最小，而目前影响最大。

国家的政治实力能决定在同一种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什么样的软实力，这如同人有了种地能力可以决定在地里种什么一样。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土地上，人们可以种小麦也可以种罂粟。有人说文化决定国家的政体选择，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均贫富的情结，所以中国解放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美国有清教徒精神和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所以美国有民主宪政。这种分析忽视了政治实力对文化资源运用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了历史事实的另一面，即在同样均贫富的文化情结基础上，国民党在中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同样清教徒精神和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南方政府坚持执行奴隶制。此外，政治实力不仅可决定同一文化资源产生什么样的软实力，而且还可以扩大和发展文化资源，如同农民有种地的能力还可以把不肥沃的土壤改造得肥沃。

认识到文化资源有提高和削弱软实力的双重性，才能理解文化作用的范围

文化对软实力影响具有双重性。文化资源像土壤，土壤中有的成分有利于庄稼生长，有些成分则不利于庄稼生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吃苦耐劳的成分，也有迷信嗜赌的成分。如果操作文化资源的政治实力不强，那么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就可能严重地削弱国家的软实力。被媒体广泛批评的一些中国人在海外爱赌博、爱插队、随地吐痰的传统习惯，不但不能增强反而可以削弱我国软实力。因此，需要政府依靠政治实力，提倡和帮助人们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才能提高我国的软实力。

不认识到文化资源的双重性，就会误解文化在提高国家实力中的作用。例如，有人一面批评说德国的文化产生了纳粹势力，一面又赞扬说德国的文化使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这就使人无法知道，发扬德国文化到底是有利于提高德国的实力还是削弱德国的实力。有人认为文化实力是美国经济形成良性循环的真正推动力。然而，美国在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许多经济危机，直至80年代末，其间包括了1929年那种灾难性的危机。如果美国文化是建立良性循环经济的动力，那么美国在历史上就不应发生那么多的经济危机。而且美国的借贷消费文化正是美国目前高债务和高逆差不良经济现象的原因之一。有人认为，文化在野蛮的环境中的作用小于在文明环境中。这也是不知文化有双重作用的原因。寻求长生不老的观念在古代社会的影响力大于现在，追求有限生命的健康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力大于古代。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人们只能比较文化积极成分影响力大还是消极成分影响力大，而无法进行抽象意义的文化影响力大小比较。正是由于文化资源中有积极和消极两类成分，因此政治实力能否能发扬文化的积极成分就成了提高软实力的关键。政治实力强则促进文化的积极成分发展壮大，政治实力弱则阻止不了文化消极成分的泛滥成灾。“楚王好细腰，宫中多瘦死”，这是古人用文学方式对政治实力引导文化发展的客观现象所做的描述。

认识了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提高软实力需要从政治实力入手。有人认为，在中国的软实力构成中，文化资源较丰富而政治是中国的弱项。因此从政治实力入手提高软实力是扬短避长。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也是因为不了解中国软实力的问题是文化资源未能得到有效运用，而非文化资源不足。一个考生的知识面较宽但考试经验较差。他要提高考试成绩，所有的考生和家长都会告诉他改善弱项而不是增加强项。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沉，其中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都是大量的，关键是如何提高我们运用其积极成分的能力。不能提高有效运用文化积极成分的能力，其结果将是消极成分泛滥，进一步削弱我国的软实力。

采取逻辑合理的分析方法，才能通过历史认识文化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作用

有人认为中国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不能说明中国的软实力提高了，因文革使中国在这一时期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位置，而且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的软实力大于文革时期。这种判断表明分析者不知道“提高”一词的概念是适于后发生的情况与先前情况的比较，而不能反过来比较。如果说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中国仍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那么1971年前中国就是处于更加边缘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国1971年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后的软实力还是比以前大了。1978年后中国的软实力大于1971年，这并不能证明1971年中国的软实力就不大于1971年以前。

有人为论证中国的国际战略信誉很高，举例说1972年尼克松访华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是因为20年前中国出兵在朝鲜战争上给美军以教训。从逻辑上讲，如果朝鲜战争使美国体会到了中国的战略实力，美国就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那么这个逻辑就解释不了为什么美国不在1953年战争结束时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而是19年后才与中国进行合作。事实是，如果70年代初没有苏联的军事压力，中国领导人没决定与美国发展战略合作，尼克松就无法访华。从逻辑上讲，战争是伤害战争双方关系的因素而不是促进双方合作的因素，因此，学界的共识是朝鲜战争推迟了中美战略而非促进了中美战略合作。显然，57年前中国在朝鲜战争的军事成果是增强不了中国今后对“台独势力”的战略威慑力的。

现在，社会上对软实力还有一些模糊的认识，有人以为提高中国软实力的出路在于宣传四书五经，而却未思考，为何许多朝代当权者都曾推崇过四书五经，但结果却大相径庭。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讨论了政治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有关政治实力中的战略信誉问题以后再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希望本文能有助于促进读者们更深入地思考政治实力与文化实力的关系。▲阎学通(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环球时报供新浪独家稿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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