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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7月6日在昆明市中级法院接受审判。检察机关指控胡星的犯罪事实共10项，涉及总金额4000多万元，其中受贿金额最大的一笔是：2004年胡星收受深、港两家公司合资成立的“昆明绕城开发有限公司”人民币2200万元、港币1000万元，创下贪官一次受贿的最高纪录(据7月7日《法制日报》)。
一次受贿320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如果不考虑其他犯罪情节，单这个受贿金额，按照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和当前司法审判实践，已经够判死刑了。而胡星面对这笔可能将他送上“断头台”的贿赂款却眼不眨、眉不皱地照单全收，足见其胆大妄为，简直到了疯狂地步。善良的人们不禁要问：单笔受贿3000多万元，贪官何以如此疯狂？
仅有愤怒和谴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深入分析和思考，是什么造就了贪官的如此疯狂，从而在源头上堵塞漏洞，有效预防和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
笔者看来，身为交通厅副厅长的胡星之所以敢一次接受3000多万元贿赂款，置前途甚至生命于不顾，可能基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他认为自己的权力值这个“价”，或者凭借自己权力的不当行使已经给行贿单位创造了这份“剩余价值”，他认为这是“等价交换”——对方送得理直气壮，胡星收得心安理得。当然，行贿受贿者之间的“交易”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权力运行的不透明，以及道路工程招投标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和工程施工、预决算中的弄虚作假现象严重，利润丰厚。毕竟施工单位不会做赔本买卖，付出的任何成本都要从工程款中收回来，甚至是一本万利地收回来，这必然加大施工的实际成本。
其次，单笔受贿3000多万元也充分暴露权力运行和工程施工中“潜规则”的盛行和巨大危害，简直到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令人发指的地步。它告诉我们，在一些领域权力寻租似乎与工程标的大小密切相关，要想获得大工程就得付出“大成本”。
最后，胡星的疯狂受贿也表明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机制异常薄弱，甚至根本没起到实质作用，以致让他受贿时毫无顾忌。胡星犯罪行为的暴露方式也印证了这一点，因为其受贿事实并非由监督机关直接发现，而是因为他弟弟被抓牵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发现并惩治贪官的概率低，也让胡星存在巨大的侥幸心理。
一个胡星出现了，我们无法将他“打回原形”，但我们应当从他身上总结教训，发现制度漏洞和机制缺陷，并认真加以健全和弥补。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让官员不想贪、不愿贪和不敢贪的制度环境，切实防止下一个胡星出现。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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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克杰
编辑：
张克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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