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需要城市所“善待”的，本就是他们应该享受到的基本权利和福利。如果法律充分地保障了他们这些权利，平等地保护着他们的利益，给了他们有力的法律支点，他们根本不必被动地等着别人的善待，而是像城市里其他群体一样，能够自己主动、自力地善待自己

近日，各地“两会”纷纷召开，“农民工问题”成为热门话题。随着城市文明的进步和许多城市对农民工的依赖，“善待外来务工者”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共识。无论是广州、东莞的“两会”，还是北京、上海的“两会”，改善农民工目前的整体生活状况已基本成为共识。在一些地方，农民工代表还列席了人大会议。在北京市“两会”的一次政协座谈会上，市长王岐山关于“善待农民工”的一段谈话就让人听来很是温暖。他沉重地说:北京有几百万农民工，他们抛家离子，在这里为北京干活，雪里来，雨里去。大城市很繁华，农民工却不能很快融入其中。我们要善待他们，我们离不开他们。他透露，目前北京每天有1300吨的餐厨垃圾、1.4万吨的固体废弃物，这些城市垃圾就靠外地农民工来处理。在东莞“两会”上，市委书记刘志庚也提出要“降低外来务工人员入户门槛”。

作为有现代城市理想的都市，应该有这样为农民工权益鼓与呼的胸怀；为民的官员，应该有这样的底层情怀；雪里来雨里去为城市的繁华流洒血汗的农民工，应该享受到来自城市的这种善待。其实，不光北京、东莞该如此，那些享受了农民工辛勤劳动的各个中小城市又何尝不该如此？动辄把城市治安问题归咎于农民工、想尽办法为农民工进城设置门槛、变着花样歧视农民工的城市不仅自私，而且正在远离基本道德，对农民工的态度考验着每座城市的良心。

但当思考停留在“善待农民工”这个字眼上时，又会为农民工感到非常悲哀:城市的“善待”为何对农民工这么重要？农民工为什么需要依靠别人的善待，他们不能自己“待”好自己吗，他们自己“善待”自己还不够吗？法治社会是一个“每个人不必依赖和寄望他人善待”的个体自我保护的社会，法治社会信仰这样的原则:世界根本没什么救世主，任何外来保障和道德善待都是靠不住的，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才能最好地善待自己，法律对私人权利的制度性保障赋予了每个人自己善待自己的能力，利益受损时依法伸张，根本不必信赖某个外人的善意。企业家经营企业、商人开门卖东西，根本不用指望谁的“善待”，只要受到法律平等地对待、平等地保护就可以了。

而农民工所以需要城市的“善待”，正在于他们还缺乏法律平等的对待和保护。诸种法律权利的虚置使他们成为一个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群体，他们并不能利用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自足地保护自己，只能被动地看城市的脸色，等着别人恩赐的“善待”。当他们的工资遭遇无良老板拖欠时，他们很难依靠法律讨回自己的血汗钱，只能寄望城市的“善待”别拖欠他们的工钱；他们进入城市后，子女的受教育权得不到保障，只能寄望城市的“善待”别去封那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劳动时基本的降温、保暖福利得不到保障，只能寄望城市的“善待”恩赐他们一瓶汽水、一块棉被、碗里多块肉。

其实，农民工需要城市所“善待”的，本就是他们应该享受到的基本权利和福利。如果法律充分地保障了他们这些权利，平等地保护着他们的利益，给了他们有力的法律支点，他们根本不必被动地等着别人的善待，而是像城市里其他群体一样，能够自己主动、自力地善待自己。换句话说，城市需要的不是在道德上特别地“善待”农民工这个群体，只要在法律上“平等对待”他们就行了。以“法律的平等对待”赋予农民工同其他城市人一样的权利，让他们自己“善待”自己，那种“善待”才是最可靠的。（来源: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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