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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的总量何以成患
2006年11月02日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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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胡适从安徽往上海读书，途行上千里，竟然没有看到过一个警察。这在现代社会自然不可想象。现代国家已无法再像古代那样治理，职能的增加和分化、内部治安和外部防御的需要都大大超过了古代，遂使对官员数量的要求也大大增加，甚至在某些方面仍觉数量不够——比方说许多地区总觉警力不足。南开大学教授朱光磊的看法还是有一定道理：在政府官员规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还不是一般的总量过剩，而是结构性过剩和功能性过剩。“结构性过剩”即所谓的“三多三少”。“三多”指做经济工作的官员、政工及党群干部和用于自我服务的后勤官员偏多。“三少”指从事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官员、从事财税工作的官员、警察数量偏少。 另外，中央公务员比例也偏低。“功能性过剩”是指，由于中国在传统上过于重视“权力的归属”，而轻视“权力的运作”，政府运行质量不高，从官员内部结构上看，“领导”多、副职多，而“兵”少。
曾有一个叫胡斌的大学毕业生谈到，他大学毕业后去一个乡镇工作，当时他所在的科五个人，一个正科长，三个副科长，只有他一个科员。还有一个镇，副镇长竟然有24个之多。据估计，我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党政干部目前就高达1316.2万人。但农民真正需要政府办事的时候却常常找不到人。 中国官场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服务性的、政府该管的事情没人管；而政府不该管的、有油水的地方却常常有多个机构和官员来插手。官多了消费就多，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一种情况，即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官民比的比值也就越高。据河南《大河报》的一项统计，到1999年为止，陕西的官民比例为1：34；河北为1：40；河南为1：41；山西为1：27；宁夏为1：24；青海为1：22。在山西32个发不出基本工资的县中，有8个县官民比例在1：20以下，大宁县为1：13。更有甚者，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养1个。
为什么越是贫困地方的人们越是拼命往“官员”或“吃皇粮”的队伍中挤？这也常常是出于无奈，因为在有些地方的人们且不说想飞黄腾达，而是要获得比较基本的养家糊口，也往往是要进入“官员”队伍之中才有保障。明末清初的顾亭林曾论及为何当时人们拼命要往读书求官的道上挤，是因为当时内忧外患，人们出于生计压迫，为了保证低的也常常得谋求高的，所以，许多生员其实也只是为“免死”而已。但是，当时要“得官”还是要经过逐级的非常严格的科举考试，而今天“得官”却可能是五花八门，虽然有比较正规和正派的“考而优则仕”、“绩而优则仕”，但也有任人唯亲的“血而优则仕”、玩弄权术的“术而优则仕”和巴结上级的“谄而优则仕”、还有赤裸裸“买官卖官”的“钱而多则仕”。而在后一种吏治风气大坏的地方，自然是愈无耻者愈容易“得官”。再往前，则还有“运动出官”，总的说，“得官”相对于古代是要容易多了，进来的口子多了，以后的出路也多了，在这样一些情况的压迫和刺激之下，官员的数量自然也就大大增加。
破解“官多为患”的一个根本之策可能是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提高和增广贫困地区的人们的生计和出路，为人们的价值追求不再集中于官场，而是走向多元化创造外在的条件和进行观念上的变革。 同时也应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尤其是选官制度的改革，加强对官员队伍的监督，调整官员队伍的结构和功能。属于现代国家所需的的职能部门，尤其是和法治相关的职能部门的官员数量还需保证乃至增加，但是，超过这些功能的的叠床架屋的设置和人员却应当尽量精简。
总之，中国官员的总量控制依然是一个必须正视的严峻问题，它在某些方面的缺额应当尽量通过内部的调整和转型来解决。
作者：何怀宏 来源：新青年-权衡
曾有一个叫胡斌的大学毕业生谈到，他大学毕业后去一个乡镇工作，当时他所在的科五个人，一个正科长，三个副科长，只有他一个科员。还有一个镇，副镇长竟然有24个之多。据估计，我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党政干部目前就高达1316.2万人。但农民真正需要政府办事的时候却常常找不到人。 中国官场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服务性的、政府该管的事情没人管；而政府不该管的、有油水的地方却常常有多个机构和官员来插手。官多了消费就多，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一种情况，即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官民比的比值也就越高。据河南《大河报》的一项统计，到1999年为止，陕西的官民比例为1：34；河北为1：40；河南为1：41；山西为1：27；宁夏为1：24；青海为1：22。在山西32个发不出基本工资的县中，有8个县官民比例在1：20以下，大宁县为1：13。更有甚者，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养1个。
为什么越是贫困地方的人们越是拼命往“官员”或“吃皇粮”的队伍中挤？这也常常是出于无奈，因为在有些地方的人们且不说想飞黄腾达，而是要获得比较基本的养家糊口，也往往是要进入“官员”队伍之中才有保障。明末清初的顾亭林曾论及为何当时人们拼命要往读书求官的道上挤，是因为当时内忧外患，人们出于生计压迫，为了保证低的也常常得谋求高的，所以，许多生员其实也只是为“免死”而已。但是，当时要“得官”还是要经过逐级的非常严格的科举考试，而今天“得官”却可能是五花八门，虽然有比较正规和正派的“考而优则仕”、“绩而优则仕”，但也有任人唯亲的“血而优则仕”、玩弄权术的“术而优则仕”和巴结上级的“谄而优则仕”、还有赤裸裸“买官卖官”的“钱而多则仕”。而在后一种吏治风气大坏的地方，自然是愈无耻者愈容易“得官”。再往前，则还有“运动出官”，总的说，“得官”相对于古代是要容易多了，进来的口子多了，以后的出路也多了，在这样一些情况的压迫和刺激之下，官员的数量自然也就大大增加。
破解“官多为患”的一个根本之策可能是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提高和增广贫困地区的人们的生计和出路，为人们的价值追求不再集中于官场，而是走向多元化创造外在的条件和进行观念上的变革。 同时也应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尤其是选官制度的改革，加强对官员队伍的监督，调整官员队伍的结构和功能。属于现代国家所需的的职能部门，尤其是和法治相关的职能部门的官员数量还需保证乃至增加，但是，超过这些功能的的叠床架屋的设置和人员却应当尽量精简。
总之，中国官员的总量控制依然是一个必须正视的严峻问题，它在某些方面的缺额应当尽量通过内部的调整和转型来解决。
作者：何怀宏 来源：新青年-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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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lu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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